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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文峰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

多種聲音決定美國對中國的認識

2015-05-26

在中國,人們這些天非常關注美國學者談兩國關係現狀。這些學者的共同之處是有一種強烈的緊迫感,他們傾向於認為兩國關係已接近發生重大變化的臨界點。正如戴維·蘭普頓所說,“美中關係正逼近臨界點”,“雙方的恐懼比關係正常化以來任何時候都接近於超過了我們的希望”。克里斯托弗·萊恩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也表達了同樣觀點,認為美國和中國正迅速接近“卡爾時刻”,即地緣政治的決定性時刻:守成大國(現在是美國)必須對包容還是反對新興大國(現在是中國)的變革要求作出抉擇。

與此同時,在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發表的一份報告中,羅伯特·D·布萊克威爾和阿什利·J·泰利斯吸引了人們的眼球。他們爭辯說,美國對華大戰略需要調整,因為美國將中國融入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不僅已經失敗,而且給美國在亞洲的優勢地位製造了新的威脅。在他們看來,新戰略的核心應該是對中國力量的崛起進行制衡,而不是繼續支持中國的優勢。基本上,報告是建議美國控制局面,在雙邊關係中的幾乎所有領域對華採取更強硬立場。總之,他們呼籲立即重新思考並改變美國政策,無論朝什麼方向,否則任何拖延都會帶來危險。

毫無疑問,在美國對華政策或美國任何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是總統及其政府。奧巴馬總統談到過美中在不同領域的競爭,如貿易等經濟問題,和像南海這樣的地緣政治問題,也談到過國際準則和國際機構話題。人們可以通過“亞洲戰略再平衡”看到其對華政策現實的一面。但奧巴馬談及中美雙邊關係時,從未把這兩個大國當成冷戰時的美國和蘇聯。而且在他格外關注的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奧巴馬一再表示希望美國和中國合作。可以說他沒有按“大國政治”方式看待美中關係。同時,儘管從奧巴馬第一任期起,“亞洲再平衡”就是他外交政策的重要一部分,但他的優先工作仍然是美國經濟復蘇和在銀行、醫療保健領域進行國內體制改革。外交政策上,他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和精力應對反恐問題,處理俄羅斯和烏克蘭爭端等事務。奧巴馬從未就中國問題專門發表講話,他的團隊也從來沒有為他的中國政策或美中關係創造一個術語。在奧巴馬總統任期餘下的時間裡,由於時間有限,而且他希望在其他方面取得進展,不出意外的話,基本可以肯定奧巴馬政府不會改變對華政策基調。

所以,沒有聲明,沒有總統或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這些總統團隊的主要成員出來講話,我們如何得出美國對華政策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結論?我們如何得知雙邊關係正在或已經越過臨界點,正在或已經進入一個新時期?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把目光轉向公共輿論和雙邊關係的氣氛,看看所謂外交政策權勢集團的言談是否有明顯變化。這樣一來,我們就看到,人們在學術圈子或主要媒體談論中國和美國的政策時,他們明確的共識就是老辦法已經不行了,因為中國已經今非昔比,美國必須有一個處理中國問題的新框架。所以,人們普遍同意,要麼是中國對美國構成主要威脅,美國的正常反應是在各方面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甚至作好發生軍事衝突的準備,就像布萊克威爾和泰利斯所建議的。要麼是美國與中國的和平共處與合作變得非常重要,如蘭普頓和萊恩的建議,美國需要“包容”中國,要更加謹慎,像以前那樣避免冒犯中國,這意味着在關係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美方要比從前表現出更多的尊重。

如果美國現在必須就上述兩點作出選擇,更可能選中的是強硬制衡手段,而不是溫和包容的政策。面對外部挑戰,軟弱並不符合美國人的本性,尤其當挑戰來中國這種國家,它在眾多方面特別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與美國截然不同。向國內聽眾解釋美國有必要與中國在亞太地區和全球分享權力,這對任何美國領導人來說都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不過,蘭普頓提出主張“包容”的觀點也說明美國國內沒有形成一致看法。中國不是蘇聯,美中關係非常複雜。在我們這個世界,挑戰不只來自更多不同的國家,就連挑戰本身也有不同形式。就這一點而言美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今天美國人更關心的不是中國,而是像伊斯蘭國這樣的問題。俄羅斯在美國人不喜歡的國家名單上也排在中國前面。在美國,有關對華政策的討論很大程度上仍局限在外交政策權勢集團內部,對中國的大量抱怨也停留在“問題”層面。中美在許多非常重要問題上有分歧,但它們更像談判對手、競爭對手,而不是敵手。所以我們很難想像一位美國總統會宣布採取明確而強硬的對華戰略,搞2015年版“杜魯門主義”。

這並不是說美國學者的警告沒有價值。蘭普頓和其他人的警告值得密切關注。 對華政策也許不是奧巴馬的優先考慮,但有人在關注美中關係。如果這些人,也就是政府工作層級官員和學界專家,如果他們達成某種共識,那麼,由於任何國家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有從上到下、從下到上的過程,其他人對這種共識就會仿效。所以,當未來的美國總統打算認真考慮對華戰略的時候,他或她也許發現“臨界點”已經悄悄過去,美國的政策已進入無可逆轉的軌道,美國只能,按克里斯托弗·萊恩的話說,選擇“對抗性”政策。在這種情況下,總統正式證實政策發生轉變,也許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所以,首先,我們必須密切關注不同層面對中美雙邊關係的看法,關注美國國內的對華政策氣氛,尤其是在2016年大選來臨之際。第二,兩國需要深化不同層面的交流與互動,讓兩國人民更了解對方如何思考兩國關係的走向,了解我們可以做什麼來讓那個“臨界點”遠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