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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永定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前會長

中國抗擊冠狀病毒的經濟戰

2020-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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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發於中國武漢的冠狀病毒疫情已經蔓延到全國各地和境外,中國各級政府正在努力控制病毒(現稱“COVID-19”)在人與人之間進一步傳播。擁有1100萬人口的武漢已封城,春節過後許多省份推遲了非必需品生產企業復工,居民則呆在封閉的社區里。許多城際和省際運輸已經停止,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設立非法檢查站,防止運送工業材料和製品的車輛進入轄區內工廠。

顯然,疫情和政府採取的非常措施給中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沒有人知道當局什麼時候能戰勝這場流行病,以及最終經濟會有多大損失。但是面對全國性突發事件,中國人民再次展示出了勇氣和團結。毫無疑問,中國將贏得這場與COVID-19的鬥爭。

2003年春天,SARS病毒給中國經濟帶來衝擊。起初,所有人都對疫情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持悲觀態度。然而,疫情一得到控制,經濟就出現了強勁反彈,當年經濟最終增長了10%。考慮到國內外的不利經濟形勢,中國這次很可能沒有那麼幸運了。因此,在致命的冠狀病毒仍然肆虐之際,中國政府必須做最壞的準備。

決策者應當通過三種方式應對眼下的危機。其首要任務,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控制住疫情。由於市場在緊急狀態下無法正常運轉,政府必須發揮決定性作用。幸運的是,中國的行政機構正在有效運轉。

當前,經濟上最嚴重的障礙之一,是恐慌不已的地方政府製造了交通中斷。在承認地方官員擔心病毒進一步傳播合情合理的同時,中央政府現在必須出手干預,以促進人員和物資的順利流動,最大限度地減少供應鏈的中斷。

其次,政府應當設法幫助企業度過危機,尤其是服務業當中的中小型企業。在避免造成不必要道德風險的同時,政府應減稅減費,並慷慨補償受到重創的企業。政府還應考慮設立流行病保險基金,讓整個社會承擔病毒造成的企業損失。

此外,商業銀行應努力確保不發生流動性短缺,包括為陷入困境的企業提供貸款展期,允許它們推遲償還。另外,決策者或許需要採取非市場化措施,比如利用針對性貸款和道德規勸引導金融資源配置,同時放鬆部分金融監管。

第三,當局應實行更有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即使這些措施本質上不是為了抵消供給衝擊造成的負面影響。中國人民銀行應當繼續盡量降低利率,並向貨幣市場注入足夠的流動性。雖然由於供應鏈中斷,通貨膨脹已經上升,並且有可能進一步攀升,但此時收緊宏觀經濟政策結果將適得其反。

同樣,儘管在COVID-19得到控制之前,政府不太可能啟動大規模基建投資項目,但由於疫情相關支出增加和稅收減少,總的預算赤字仍然可能上升。在控制病毒擴散的戰鬥中,政府不應過分擔心預算赤字是否超過GDP的3%。

抗擊冠狀病毒的戰鬥無疑耗資巨大,並將逆轉近年中國政府在控制金融風險方面取得的部分成就。但目前來說,與債務、通脹或資產泡沫相關的潛在問題都是次要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待局勢平定下來再擔心這些問題。

去年年底,我在中國經濟學家當中引發一場激烈辯論。我認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不應當允許GDP年增長率降到6%以下,因為經濟放緩預期是會自我實現的。鑒於冠狀病毒疫情,我承認必須重新考慮6%這一增長目標。但是,即使疫情導致2020年的增長率降低,比如減少一個百分點,也不會對人們的預期產生負面影響,因為經濟放緩是外部衝擊的結果,而不是經濟中某些內在弱點使然。

中國決策者面臨的最緊迫挑戰不再是如何刺激總需求,而是如何確保經濟儘可能正常運轉,同時不影響與COVID-19的鬥爭。不過,這場流行病遲早會被征服,中國經濟也會回歸正常的增長軌道。

屆時,中國是否需要更多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實現適當水平的增長,這個問題會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但實施更加寬鬆政策的理由仍然是適用的。事實上,為補償COVID-19疫情造成的損失,中國主管部門也許不得不採取比我(及其他人)此前建議尤甚的擴張性政策。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China's Economic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