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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
  •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中國何時實現高質量增長?

2019-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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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中國出口導向增長模式的局限性之前,該國領導人就強調高質量增長的必要性。2007年,時任總理的溫家寶指出,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開始“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十多年後,中國距離戰勝溫家寶所說的“四不”有多近了呢?

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特別是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和他的班子詳細講明要使中國走上包容、綠色、創新驅動增長道路的全面改革計劃之後。從那時起,尤其在剷除腐敗、減貧和實行供給側改革方面,中國採取了重大的步驟。

但中國還沒有完全實現政府的目標,即市場應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習近平改革計劃的實施受到國內國外多重衝擊的掣肘,包括近幾個月與美國貿易緊張局勢的不斷升級。

在外部環境變得更為動蕩和充滿敵意之際,中國國內正面臨著周期性經濟低迷。2018年,雖然失業率和消費仍保持穩定,但中國的GDP增長降至6.6%,為20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此外,儘管全年貿易增長9.7%,但12月貿易萎縮了4.8%,說明對美貿易緊張帶來了不確定性。

隨着市場情緒轉熊,基礎設施與住房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降至5.9%。上證綜合指數下跌約25%,為十年來最大跌幅。在上海和深圳證交所上市的中國公司市值下跌了2.4萬億美元。

在這些挑戰,尤其是來自美國的保護主義壓力當中,存在的一絲光明是它們讓中國決策者更有動力解決結構性失衡,以及為私企和外企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例如,財政部就推出了一系列減稅計劃,以減輕低收入家庭、服務行業和小企業的負擔。

此外,從前阻礙私營企業和創新的金融、貿易和產業監管被精簡。貨幣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去年四次下調銀行強制性準備金率,為的是維持適度流動性。

作為對美談判的一部分,中國還進一步開放市場。但中國可以安撫美國的程度有限。事實上,中國已經大大減少了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如果像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一再要求的那樣消除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那麼中國最終將不得不減少從其他國家的進口,以保持其整體貿易平衡。這將擾亂全球貿易。

妨礙中國追求高質量增長的另一個障礙和時機有關。雖然實現可持續發展、提高生活水平、減少失衡可以產生出巨大的長期效益,但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採取的政策有可能在短期內削弱經濟的增長。

為了抵消這種影響,中國希望不久的將來私營部門能在創新和提高生產率方面有所突破。為幫助實現這一目標,習近平會見了各種各樣的私企領袖,讓他們放心並相信政府會支持公平競爭和創新活動。

但私營部門要發揮潛力就需要有融資。為此,中國必須深化國內資本市場,支持機構投資者從事各種有效的長期投資,如社會保障基金和養老基金可以把儲蓄從債務轉化為長期股權。

同時,私營部門還需要更有力的制度來支持公平競爭。按已故經濟學家哈羅德·德姆塞茨的說法,只有在界定、保護和完善私有財產權的制度所帶來的好處超過建立它的成本的時候,這種制度才可能出現。中國目前正處在這種轉型期。

私營部門還需要更多鼓勵它們承擔風險的措施。在這方面,明確地方政府自治與中央政府監管的平衡至關重要。儘管地方政府的過分自由可能導致不穩定,但控制過度有可能扼殺長期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地方級試驗和競爭。

事實上,雖然中央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政策協調,但只有地方(包括市級)政府才能確定和實施“最後一里”公共基礎設施項目,進而為新的增長創造市場潛力。這些項目及其所支持的公共服務對創造吸引企業家和創新者的生態系統至關重要。

為使地方政府發揮這一重要作用,需要有創新的融資機制減少它們的債務,提高總體資本生產率。例如,可將公共資產租給管理效率更高的私營企業。

這進一步說明中國需要清除官僚主義障礙。正如德姆塞茨觀察到的,相比市場的過度集中,不降低市場准入壁壘的決定對競爭的破壞力更強。儘管中國數字巨頭騰訊和阿里巴巴在各自領域有自然壟斷權,但相對較低的市場准入壁壘使它們能夠為廣大消費者和企業提供低成本服務。

中國還沒有實現高質量增長,但如果中國領導人繼續強化產權,努力增加市場信心,促進公平競爭,那麼離實現突破就不遠了。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When Will China Achieve Quality Growth?”(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