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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華為事件凸顯中美長線博弈風險

201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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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是2018年世界最重大事件,如何處理兩國延續40年的和平貿易關係事關世界和平與發展大局。貿易戰開打以來,雙方除了各自的超強備戰動員與關稅對等升級之外,其實都非常小心避免真正落入“修昔底德陷阱”。12月1日,雙方最高領導人阿根廷峰會達成“90日”休戰協議,以便促成更為具體和建設性協議的簽署。然而,華為孟晚舟案很快將這種和解氛圍和預期置於困難境地。由於華為事關5G主導權及中國高端製造業的國際標準之爭,中國以史無前例的“外交保護”總動員對個體公民展開多層次保護,從政治和法律兩方面入手,最終促成加拿大司法當局作出有條件保釋的決定。然而,案件還將經歷引渡聽證裁決程序,若引渡成功,美國正式立案,則中美貿易戰長線博弈又將增加頗多變數與複雜性。

孟晚舟案是繼中興違禁案、京東劉強東案之後涉及中國巨型企業高管的最新案件,它與中興案等針對中國企業國際化與市場佔有份額的司法案件,被普遍認為存在“司法政治化”嫌疑,是美國集中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國際性發展的政治性操作。孟晚舟案中,加拿大顯然是配角,是根據美加司法互助協議並在美國檢方請求下實施的司法協助行為,本身不涉及對孟晚舟的任何實體性審判。整個進程儘管疑點重重,但一直以法律程序形式呈現,以司法獨立為掩護,直到特朗普表態可以根據貿易談判需要加以干預時,其政治化面向才得以暴露。特朗普甚至考慮了不引渡的可能性,果真如此,則加拿大將處於孤立對抗中國的尷尬境地,不僅只能以不引渡結案,無罪釋放,而且還將承受中國的相應制裁。中國官方已經明確聲明,加拿大必須為無故損害中國公民合法權益承擔全部責任。

美加的司法政治化操作是缺乏合法正當依據的。其一,華為並未直接從事對伊朗的違禁交易,美加需要檢控的直接對象應當是香港依泰公司(Skycom),現有案情表明美加司法當局“刺破法人面紗”證據不足。其二,美國對伊朗的貿易禁令是美國國內法,而中國與伊朗的貿易關係遵循的是WTO國際法及伊核協議,即便最終證據證明華為存在與伊朗的交易關係,美國的“長臂管轄”也是不合法的,存在對實證國際法秩序的嚴重破壞。其三,加拿大與本案並無法律上的必要利害關係,其與美國的司法互助協議也不必然導致其採取緊密配合的司法行為,加拿大司法當局的政策裁量與選擇存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雙重缺陷。其四,加拿大具體司法措施中,對嫌疑人孟晚舟實施手銬腳鐐禁制,羞辱人格,有罪推定,不符合自身憲法的正當程序及聯合國有關人權公約要求。

中國此次針對自身企業及公民海外利益的保護,顯示出政治與法律層面的成熟操作及配合。就政治層面而言,中國一方面合理調節和引導輿論,在民族主義情緒和涉外法律程序方面尋求恰當的平衡,另一方面則及時對美加“司法政治化”操作採取了直接政治抗議和壓力措施。就法律層面而言,中方積極準備和參與加拿大的有關司法程序,包括已經完成的保釋聽證會,利用加拿大有關法律提供的辯護餘地爭取最大化的權益。有條件保釋本身,就是在華為事件上中國海外利益保護的階段性成果。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事關企業利益和前途,也事關國家戰略利益,如果國家層面保護不力,就可能導致這些企業付出巨大代價,甚至喪失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空間。華為是中國高端製造業的標誌性企業,是通訊行業5G標準的“准立法者”,對華為的海外利益最強保護就是對國家戰略利益的直接保護。

華為事件顯然不是美國常規司法的孤立案件,而是中美貿易戰背景下“極限施壓”的棋子性案件。這一判斷並非來自特朗普不經意的“證言”,更來自美國朝野遏制中國高端製造業的跨黨派政治共識。美加官方多數人是心照不宣,特朗普則是看破又說破。無論是否作為貿易談判棋子,實際上該案一經披露,就已經在中美貿易談判的宏觀程序中佔據重要地位並發揮影響力了。這當然表明中國企業國際化可能面臨越來越多的海外風險,這些風險有些是純粹法律的,有些則是政治的,儘管可能以法律程序的形式表現出來。就個案而言,我們固然可以建議中國企業加強合規能力建設,更注重遵守所在國法律,然而面對貿易戰背景下“司法政治化”帶來的泛政治風險,孤立的企業合規與維權顯然是不夠的,必須有國家層面的海外利益保護體系加以支撐。

華為事件也是美加司法當局製造的一個“惡”的先例。其一,司法政治化損害了美加憲政體制中的司法獨立與三權分立,已經引起其國內有識之士的嚴厲批評。其二,它破壞了全球貿易關係中的互惠保護原則,將各國企業家與企業利益置於危險境地,已有不少美國企業家擔心中國的對等報復。其三,中美貿易談判正在艱難推進之中,美方此舉貌似狡詐,實質愚蠢,可能導致其在貿易談判中逆向補償中國以修復關係裂痕。其四,案件最終結果可能損害美加司法互助關係,即美國很可能基於中美貿易談判大局不引渡,加拿大單方面做惡人,不僅得罪中國,也會怨恨美國,從而成為最大受害者。

總之,華為孟晚舟事件儘管仍在司法程序之中,但美加的“司法政治化”已經非常明顯。該案並不符合引渡的法律要件,若硬性引渡必然造成中美貿易談判進程逆轉。也可能出現轉機,比如孟晚舟律師方以特朗普言論為依據提出政治理由不引渡,加拿大法院予以採納而結案。案情可能不會如此簡單,因而仍然需要國家層面持續的海外利益保護,尤其是與美國的直接交涉與抗爭。無論如何結案,中美長線博弈的系統性風險都需要認真研判和應對,中國企業與公民的海外利益保護也需要更完備的制度體系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