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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
  •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貿易戰下中國的改革

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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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英國的《經濟學人》哀嘆“特朗普正在破壞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因為他不惜以“對世界的長期傷害”為代價追求“美國的短期勝利”。如今,隨着特朗普升級他的對華貿易戰,以及雙方似乎都準備為爭奪技術領域領導權進行曠日持久的競爭,這種威脅只會越來越大。

長期以來,貿易看上去是讓各方受益的。這一假設支撐着對貿易規則的廣泛全球共識,其中包括相對一致的知識產權保護。例如,中國成功融入全球經濟就是因為它的企業學會了如何在WTO制定的框架內經營和競爭。

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再指出的,新自由主義對自由放任市場的痴迷無法解釋效率提升所產生的分配成本。不平等現象急劇上升,刺激了許多人不僅對造成不平等的具體原因越來越不滿,而且對幾乎所有形式的開放和全球化,包括移民和自由貿易感到幻滅。

特朗普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當選的。這種逆流並非美國獨有,英國脫歐公投也出於同樣的擔憂,一如從意大利到波蘭許多歐洲國家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力量的崛起。這些政治發展趨勢——它們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促使基於規則的現有世界秩序即使不被廢棄,也開始被重寫。國家和國際層面都被迫發生着深刻的變革。但正如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學的大衛·肯尼迪在2013年的著作《中國特色的法律與經濟學》中所寫,“市場建立在法律安排基礎之上,並通過監管框架實現穩定”。這意味着解決市場分配效應失靈需要創建新的司法、行政和監管框架,其過程需要時間。

攻擊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的人最喜歡針對中國,這個國家目前正面臨巨大的改革壓力。由於中國市場的增長快於其稅收、監管和司法安排的進步,它遭受着收入不平等加劇、污染、金融風險和腐敗問題的困擾,這些問題都必須在下一階段的結構改革中予以解決。

然而究竟應該怎樣改革,中國的精英、決策者、弱勢群體以及外國利益相關方對此仍有激烈的爭論。隨着與美國的貿易戰不斷升級,要求政策清晰明確的呼聲也越來越迫切。

中國企業家及其迅速擴大的中產階級首先關注的,是他們在稅收、金融、跨境資本流動乃至環境監管日益收緊情況下的財產權,包括他們所積累的財富的安全。與此同時,中國年輕人和低收入家庭則擔心高漲的房價,工作的不穩定,以及少數科技巨頭用迅速膨脹的市場權力擠壓中小企業。

在華經營的外國企業和美國等貿易夥伴,它們的關注重點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政府過度支持國有企業,以及面向技術升級的產業政策。這一領域的政策制定還需要考慮新技術對商業模式、供應鏈、生活方式甚至中國國內政治的破壞性影響。

當務之急是,中國領導人要對這些各異的、有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關注做出堅決果斷的回應。這意味着要進行一系列大膽改革,不僅是為了提振信心,也是為了增加與美國和外國投資者談判的籌碼。

中國要做的第一步應該是重申政府2013年的承諾,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要讓這一承諾具有可信性,中國必須為外國公司、本國私人企業、國有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

好消息是,在不確定、轉型甚至危機時期,意義深遠的改革實際上更容易被證明是合理的。然而,當前一個重要的因素可能會妨礙改革,那就是地方官員的風險厭惡情緒。

以往,地方層面的試點和創新與中國的進步密不可分,省、市和企業之間的競爭通常有助於中國打破官僚主義和結構僵局。但目睹了習近平主席的反腐運動讓他們的同事和上司紛紛落馬,許多地方官員如今對採取大膽舉措猶豫不決。

今天的中國領導人必須加倍努力,就像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所做的,釋放國內企業的“動物精神”,鼓勵地方政府帶頭改革。雖然美國等貿易夥伴可能反對這種帶有政府主導性質的做法,但其最終結果將是市場更加穩定和充滿活力。

成功的關鍵在於強化產權保護的基礎,包括糾紛解決機制、司法體系、商業及技術標準。為此,當局最好是借鑒香港、美國、英國和歐洲國家的產權基礎設施,這些地方儘管遭遇政治和社會動蕩,但其產權基礎設施依然保持穩健。

一直以來,中國對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的演變——甚至存亡——影響有限。但通過將產權安排與發達經濟體接軌,中國可以為共同繁榮和互利交往提供支持,從而緩解近來加劇全球動蕩的某些緊張態勢。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Chinese Reform During a Trade War”(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