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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
  •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中國數字經濟面臨的挑戰

201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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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數字經濟是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如今,中國佔據全球42%的電子商務,擁有全世界1/3最成功的新興科技企業,每年的移動支付規模是美國的11倍。不過,種種挑戰也隨之而來。

毋庸置疑,得益於活躍的創新生態系統、監管機構和政府對科技的支持以及巨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正處於持續發展的階段。中國有7.31億網民,超過歐盟和美國網民數量的總和。

這些因素支持着有關中國金融科技市場高速增長的預測。高盛公司預計,在2016年到2020年間,消費相關的第三方支付總額將從1.9萬億美元增長到4.6萬億美元,非傳統參與者的貸款額將從1560億美元飆升至7640億美元,而新的互聯網導向的資產管理總額將從8.3萬億美元增加到11.9萬億美元。

此外,中國正在人工智能領域不斷增加投資。在《中國人工智能的未來之路》這篇報告中,麥肯錫諮詢公司預測,根據人工智能普及利用的速度,該技術每年能為中國GDP增長貢獻0.8到1.4個百分點。本月早些時候,“谷歌AI中國中心”在北京成立,啟動者是身為華裔的李飛飛——谷歌公司雲計算領域的首席科學家。

然而中國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正如麥肯錫公司近期的另一份報告《數字時代的中國: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新經濟》所指出,美國的數字化程度仍然是中國的4.9倍,而且在中國國內,不同行業的數字化水平仍存在較大差異。

在縮小這些差距的同時,中國將面臨巨大的風險。麥肯錫公司指出,到2030年,數字化有望轉移並創造的價值相當於四個關鍵部門(消費者與零售、汽車與出行、保健、運輸與物流)行業總收入的10%到45%。這意味着價值鏈的嚴重分解,以及就業、消費和社會政治環境的不確定。

如果中國要保證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並應對劇變帶來的風險,其領導者就必須實施明智的規則。這需要深思熟慮,仔細考量迄今為止數字經濟的所有推動因素與阻礙因素。

就算在十年前,也沒有多少人能夠預見中國數字化的巨大突破。事實上,作為中國的兩位主要互聯網先驅,阿里巴巴的馬雲和騰訊的馬化騰都經歷過早先的失敗。不過好在中國領導人願意嘗試,允許獲取外國資本與技術,使這些先驅者能在其他地區上市——騰訊在香港,而阿里巴巴在紐約。

由於他們利用了新興的數字技術——更別提中國高質量的公共基礎設施——來構建服務,這些先驅者引領了中國數字經濟的飛速進步。阿里巴巴的電商平台拓展了進入市場的途徑,降低了交易成本,淘汰了阻礙生產力的傳統中間商。騰訊的微信減少了個人之間溝通、互動、協作和社會化的成本,刺激了各行業的創新。兩家公司都打破了製造、分銷、媒介和金融壁壘,進而實現了規模化,拓展了範圍,提高了速度。

這些成就製造出大量生產力、收入和財富收益,是私營部門創造性的有力證明。但它們是由國家推動的,而國家對功能性規章制度採取了靈活的不執行政策,不僅在中國擴大了私人市場,還將這些市場與全球經濟整合。

然而,基於市場的創新本質上是無法預測的,有關創新的展望也往往過於樂觀。拿中國的數字經濟來說,不完善且滯後的規則與執行,加劇了失衡的商業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從而有可能出現嚴重漏洞——從金融和債務風險,到環境污染和社會不公。

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這些問題都由政府負責處理,而中國政府過去五年里通常試圖使用陳舊、不完善但是現成的管理手段來做這件事。單是去年,中國當局就接連不斷地收緊了針對加密貨幣比特幣、B2C融資平台、影子銀行、跨境資本流動、債務與證券市場的相關政策。

但這些改變並沒有消除讓風險激增的潛在弱點。因此,中國必須建立更有效的制度,來處理企業的倒閉,承受損失,管理風險與不確定性。中國尤其需要完善破產程序、多層次資本市場、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可靠的公共住房以及減少不平等的累進稅制度。與此同時,為應對市場濫用,中國應出台更健全的競爭法和反腐機制,以及更強有力的環境法規。

數字經濟天生是親市場、親生產力、親全球化的。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它會導致嚴重的經濟不平衡,造成政治與社會不穩定。在一個技術飛速進步、人口結構轉變和氣候變化引發大規模劇變的時代更是如此。

挖掘數字經濟潛力、規避下行風險的唯一途徑,是建立公平包容的社會制度,保護產權,確保市場的有效性。換言之,所有一切根到底是要清楚、適當、有效地界定國家與市場所扮演的角色。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China's Digital Economy》(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