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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在國際上越來越吃香嗎?

201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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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舒亞•庫珀•雷默2004年提出“北京共識”概念後,有關它是否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激辯接踵而至。“北京共識”讓中國發展模式與以美國為中心的“華盛頓共識”形成對比。按雷默的說法,中國模式不是強調新自由主義的在不受約束的市場力量下放鬆管制、實行私有化和小政府,它尋求的路徑是變通,它“不相信有萬應靈藥”。

只是,“北京共識”很快變成了由國家主導發展的一種威權模式。對其適用性的辯論所形成的看法通常是,這種新共識在國際上並不受歡迎。就連大部分中國問題觀察家也認為,中國的發展經驗和國情太過獨特,並不完全適用於其他國家。

過去兩年,這種觀點變得不那麼明顯了。以美國為中心的“華盛頓共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震蕩中受到重創,如今正受到嶄露頭角的“中國模式”的挑戰。這不是一哄而上地轉向一種新的發展教義,而是逐漸朝着認清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的更加折衷的觀念轉變。

一定程度上,新的中國模式的出現背景是雷默最初提出的概念,它強調非傳統的經濟政策手段,包括混合所有制、基本財產權和大量的政府干預。最重要的是,它蘊含如何面對發展挑戰的新理念,這種理念與“華盛頓共識”形成鮮明對照。

要知道,“華盛頓共識”的支持者一直沒有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的多樣性。面臨發展挑戰的國家總是會挑選一整套政策中的部分內容,把它與獨特的國情和其他國家——通常是更成功的鄰國——的經濟發展經驗結合起來。不出所料,追隨“華盛頓共識”一刀切方案的經濟體乏善可陳,墨西哥就是試圖遵循這一政策處方的典型,但它依然表現欠佳。

新的中國模式實際上包括了“華盛頓共識”的部分內容,但不那麼教條。它們的基本共同點是審慎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強調個人積極性和企業家精神,以及政府要為經濟繁榮創建良好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儘管有這些相似之處,但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徵是全新的,為發展中國家如何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這個模式的第一個方面也許最為核心。它強調必須建立一個能有效落實政策的相對清廉的政府機構。比較而言,中國政府在政策實施上一貫相當有力。隨着習近平2012年底發起反腐運動,中國經歷了也許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對貪腐行為和官員的清洗。不是說這個運動沒有問題,但它有兩個基本效果:得到絕大多數中國百姓的認同,減少了中國體制中最肆無忌憚的腐敗行為。

這一模式的第二個特點,是致力於建立完整的基礎設施,更一般的說法是給發展提供巨大推力。在這方面,中國自己已開始在國外帶頭作出若干努力,特別是利用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這些倡議不再強調要進行市場開放改革,這種改革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譬如損害國家的生產力。相反,它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支持,使國家獲得直接的經濟好處,讓這些國家更好地參與全球經濟。

第三個方面是繼續強調雷默“北京共識”的中心要點,即實行多種手段齊下的務實折衷的經濟政策措施。中國改革經驗中一個人們鮮少提及的成功之處,就是不斷地嘗試。中國設立了不同的經濟試驗點,如經濟特區、工業區和貿易區等,可以通過大量修補性的、自下而上的建議梳理改革方案,同時控制意外的後果。

這種試驗方式直接培育出了中國新發展模式的第四個方面。正如習近平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講話中表明的,中國的目標是要躋身技術創新和環境觀念前列。中國已經在高鐵、電動車、量子通信等尖端技術發展上取得了巨大進步,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背景,是私人企業不受約束,同時得益於政府的支持。與“華盛頓共識”原則截然不同的是,這種個人積極性與國家大規模投資引導的結合,雖然需要顧及各國國情,但它具備應對各種發展挑戰的廣泛適用性。

最後一個方面也是最新的。此前中國領導人始終避免提出一個全球適用的發展願景。在改革時代早期,黨代會的思想主張是專註中國自身的發展挑戰。而這一點正在改變。

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提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其中心是要在發展中以人為本,創造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不是強調GDP、企業或市場的增長。最重要的是,這一願景超越了中國人自己,而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十九大過後,中共於2017年12月初舉辦了與世界各國政黨的對話。會後發表的文件被稱為“北京倡議”,它直接建立在十九大新的指導理論之上,認為中國創新的理論和實踐成果不僅對中國有重要意義,也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示範。

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提出一個全球性構想是前所未有的。當前中國的經濟轉型使他們能夠提出“一帶一路”這樣的國際性倡議。也因此,中國根據中國自身發展經驗規划出新的願景,並認為自己承擔著全球領導者的角色。

從歷史上看,判斷全球是否接受這些做法為時尚早。儘管如此,新的中國模式的某些內容已經被發展中國家採納。例如沙特就成為看似不可能、但最近的舉措顯然與中國模式類似的應試者。它的“2030願景”旨在減少王國對石油的依賴,使經濟多元化,並在各個工業領域成為領先者。這一願景的內容相當廣泛,不僅包括經濟活動,還包括諸多社會和文化改革。事實上,它的許多發展努力與中國的做法類似,並與北京“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計劃相契合。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還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像極習近平在中國為根除腐敗所作的努力。

“2030願景”因為野心過大而飽受非議。它並不是全盤照搬中國的經驗,因為兩國的情況非常不同。但它表明,新的中國模式在國際上受歡迎的程度正在上升。這種模式不像“華盛頓共識”那樣規定了一整套整齊劃一的發展原則,它的配方是概念性的、可變的。也許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種內在力量:它的開放性質,導致對發展路徑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其實,雖然“華盛頓共識”已經失色,但各國不大可能紛紛接受中國的發展教義。相反,中國模式最大的貢獻也許就在於它讓人們對經濟發展中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有了更多不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