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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 肖耿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

一份全球資產負債表

202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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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全世界慶祝了第51個“地球日”。今年的主題“修復我們的地球”可謂恰如其分。正如新冠疫情提醒我們的那樣,在這個星球上,人類活動的影響是不分國界的。地球是一個有生命的、自我調節的系統,需要全球均衡、共享的核算體系。我們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資產負債表。

在1946年的一份電報中,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要求為“利用原子這場造福人類而非摧毀人類的生死搏鬥”提供資金。他認為,“人類若想生存並邁向更高層次,新的思維方式必不可少”。這也適用於人類所造成的環境危機。從環境危機中倖存,實現更好、更可持續的未來,就需要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舊的思維方式產生了基於民族國家的政策框架。決策者們考慮的是他們的舉動給本地居民帶來的物質影響,這種影響由GDP等量化經濟指標來衡量。聯合國的國民賬戶體系(1953年設計,1993年更新,2008年重申)側重於衡量流量,如收入、支出和進出口。

然而,即使有足夠的數據(如土地估值和知識產權),國民核算體系也有存量和流量不一致的困擾。對資產和負債、利潤和虧損衡量不到位,意味着不平衡往往被列入“誤差與遺漏”,這使得不平衡造成的影響很難計算。

而在全球系統層面,所有的流量和存量都必須平衡。這樣一來,衡量個別國家的活動對整體的影響就容易多了。

這一當務之急也涉及傳統的經濟內容。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日本公司和銀行修復資產負債表的努力顯然導致了其他地區的蕭條和金融危機蔓延。在今天高度融合的全球經濟中,國家資產負債表不可能獨立存在。如果一國的資產負債表過於脆弱,其他國家也會有風險。

這一問題也具有社會意義。想想不斷加劇的全球債務負擔吧。每筆債務的產生都有對應資產,如果它的社會回報率大於資金成本,那它就是可持續的。然而,對這些社會回報(或成本)的衡量往往不足,對於制定政策以避免債務危機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盲點。更好的辦法是同時考慮債務和相關資產,包括相關的成本和收益。這就需要具有由經濟、社會和生態考量塑造而成的全球視野。

更廣泛地說,全球資產負債表可以更好地映射全球失衡。一些問題已經十分明顯,如收入和財富的不平衡。但其他問題,如環境污染和全球供應鏈上的瓶頸,還尚未充分顯示出來。

像“視覺資本(Visual Capitalist)”等公司提出的創新舉措,就很能說明這類“地圖”的好處。例如,通過更清楚地繪製高成本碳排放消費模式地圖,世界就可以利用有針對性的創新和投資,來更好地解決那些問題。

全球資產負債表的另一大好處,是它能揭示哪些領域可以靠全球或區域合作來提供重要的、或許是間接的好處。例如,放眼整個系統也許會讓我們知道,通過集體行動幫助非洲應對人口、糧食、能源、衛生健康和安全挑戰,將給世界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生態收益。

也許最根本的,是全球資產負債表將突出表明,各國為自身利益採取行動的權利是伴隨着義務的。如果一個國家擴大土地的集約使用,或建造污染工廠,其國家賬戶突出顯示的是GDP獲益,人們會以為這種獲益大於付出的生態成本。但是,全球性賬戶則會顯示森林砍伐和污染等外部因素會如何損害人類健康、就業和其他地方的環境。這將大大改變我們的計算結果。

日本最近決定逐步向太平洋排放福島核電站處理的廢水,就是這種不安的一個鮮明例子。日本當局表示,反對聲是不科學的,但批評者堅持認為排放會破壞環境,並侵犯周邊國家的人權。

無論最好的解決方案是什麼,這一事件顯然不僅僅影響日本。因此,日本不僅必須考慮尋找替代解決方案的內部成本,它還必須考慮所選擇的解決方案意味着哪些外部義務。就算廢水本身被證明是安全的,這一決定也有可能加劇不信任,最終造成巨大的共同損失。

這次疫情突出表明,共同的挑戰需要全政府和全社會解決方案。它還表明,完整、透明的共享數據的缺失,會使應對方法不足且零散,併產生貽害無窮的誤解。

我們有足夠的經濟和生態數據來準備全球資產負債表的初稿,這要感謝大數據和社交媒體。這些數據可以並且應當由大家共同編製,就像維基百科那樣。其實,鑒於全球資產負債表的多維和多學科性質,任何個人或團體承擔這項任務都是不妥的,應該由一個多邊支持的全球委員會牽頭做這項工作。

創建一個全球框架並非易事,無疑會在許多國家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抵制。但就像原子的利用,這是一場生死搏鬥。全球資產負債表代表着“新的思維方式”,是我們“生存並邁向更高層次”之必需。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A One-Earth Balance Sheet”(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