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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對華報道敘事方式以及偏見的形成

2016-02-29

2015 年 1 月 11 日,郭怡廣回答了一位 Quora 用戶的提問,"為什麼很多人覺得中國人不可能基本上贊同他們的政府或社會?"郭怡廣分三個部分回應,並在第三個部分通過解釋西方自由主義作為美國外交政策不容置疑的價值基礎來分析西方媒體的偏見。“第三部分: 西方對華報道敘事方式以及偏見的形成”,如下文:

如果你居住在講英語的國家,那麼你對中國的印象肯定多半來自你所接觸的媒體。當然,也有例外。過去五年,大約10萬美國人在中國學習或工作過。另外,數千人上過有關東亞研究的研究生課程,或到中國上過重要的本科高年級課程,或上過與中國有關的專業課。可能還有數千或者更多的人,由於個人原因,不只是偶爾對中國感興趣,他們讀了不少有關現代中國或中國近代史的書,學習漢語,孜孜不倦地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國。不過這些人加起來只佔普通媒體受眾的很小一部分。這裡的媒體受眾指的是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他們有時會看報,經常看有線電視或網絡新聞,開車上班時會聽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的廣播,偶爾會在Tweet、朋友的Facebook頁面或其他英語國家網友的頁面點擊與中國有關的消息。我猜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樣的人加起來總共有幾千萬之多。

值得思考的是,這些新聞消費者中的大多數,他們對中國的印象,至少大部分是定期來自大概不到一百個人所寫出來的報道。我這裡所指的是那些給路透、彭博、道瓊斯和美聯社這些大通訊社寫稿的記者,他們的稿子不僅登在大報和主要新聞門戶網站上,也出現在較小的都市報甚至地方媒體上。同時還包括那些給大報和主要雜誌寫稿的記者、電視新聞記者、國外新聞編輯部的編輯和助理編輯,以及與記者合作的供稿人。另外還有新聞助理和一些無名英雄,沒有他們,許多沒有一定中文水平看懂當地新聞或文件,沒法用採訪對象母語進行採訪的駐華記者,是根本沒法工作的。把這些人加進來的話,人數會翻番,但也不會超過兩百人。也許,最終真正對新聞採集、報道、寫作、編輯以及撰寫相關評論有貢獻的也就二百五十人。

然而我們真的了解這些人嗎?如果許多美國人(再提醒一下,這裡的“美國人”簡單指代整個英語世界的西方人)就是透過他們提供的鏡頭來看中國的。在我看來,明智的做法,是要了解這個“鏡頭”的光學特性。它是否會產生畸變呢?這是肯定的,它註定只能提供部分的、有選擇性的視角,因為在這個世界人口最多國家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勢突飛猛進的時候(如牛頓第二定律),呈現這一圖景的只有區區數十個記者而已。

這並不是指摘。我很敬重他們,事實上,目前在我朋友圈裡的多半都是這些人,我很同情他們在中國從事新聞報道時必須常常忍聲吞氣。在這裡做報道不容易,特別是當中國政府、或至少某人不希望你所報道的內容被曝光的時候。而且,這裡什麼才算真的新聞報道?這些記者受到相當不公的待遇,包括政府部門的打壓,在簽證續簽問題上受隱晦或公開威脅,被地痞、便衣警察甚至穿制服人員粗暴對待,被監視和騷擾。我想,如果細數偏見的來源,這些肯定首當其衝。當然,任何地方這麼對待記者的話,就算有好事,也決不會有什麼好的報道。而負面報道的結果是記者處境更差,如此陷入惡性循環。

記者專註於報道政治或公司權勢人物想隱瞞的事情,這應該受到指責嗎?我不這麼認為。無論對錯(我個人明確認為它是“對”的),這是記者的職責所在。新聞決不是報道日常瑣事。

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在《信仰的時代》一書中寫道,“我們必須再次提醒自己,和新聞記者一樣,歷史學家永遠都是被引誘着犧牲常態,去追逐戲劇性,而且從沒有很好地向人們呈現任何時代的完整圖景”。我注意到,雖然歷史學家可以寫出復原某些常態、讓歷史圖景更加充實的長篇專著,但新聞記者卻沒有那個閑工夫,所以他不報道常態更應該被原諒。

而且,觀念的影響也是導致失真和偏見的原因。這種對“常態”的忽略,我認為,是根本問題核心出現脫節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美國人當中流行的:“為什麼你們不像我們認為應該的那樣恨你們的政府?”

對華報道中這種特殊偏見所帶來的可悲結果之一,就是(愛多想的、受過教育的、關注主流媒體的)美國公眾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認識。記者們不僅關注批判型知識分子,而且關注那些更直言不諱的批評者、全方位的異見人士、活躍的積極分子、挑戰人權問題的作家、言論自由、法治、宗教政策、少數民族政策,等等。當然他們關注的人按杜蘭特的話說“充滿戲劇色彩”。他們要的是煽情,所以難怪他們當中不少人都興奮。他們上演美國式的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同時炫耀美國的價值觀。

我認為,關注知識分子沒有錯。有人會嚴肅地指出,在相當程度上,中國歷史是由文人和國家權力關係的變化所驅動,無論這個國家權力是王朝,還是政黨。持不同政見者和有強烈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肯定是這種變化的一部分,但我認為,其實更重要的,是了解另一類知識分子,了解另一種文人與國家權力的關係模式。這類知識分子,怎麼說呢,是介於刀筆之間,是“忠誠地反對”。他們現在以及大多數時間裡,才是真正的主流。他們認為自己的角色是勸誡和批評,而不是徹徹底底地對抗。這些人有個貼切的詞彙,叫“沉默的大多數”(且不管它在美國政治中的含義),然而他們的聲音在我們的報道中常常被忽視,因為那種“雖然認為方方面面有待改進但基本上還是支持政府的知名中國學者”不是特別抓眼球的頭條新聞,缺少可讀性。

還有一種偏見也與此有關,而且也多少遺憾地形成惡循環。那就是,人們總的印象是,西方媒體是親持不同政見者的,所以這些持不同政見者願意被西方記者報道,或是願意在西方記者面前發表更多意見,而中立或親中共的知識分子往往不願被採訪或發表意見。這又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西方媒體偏袒持不同政見者的印象:它們強化自己想要的東西,不想要的東西就被邊緣化或者被弱化。

西方媒體報道中另一個根深蒂固的偏好(司空見慣到幾乎不值一提),就是對民主政治的偏愛。和中國一樣的威權國家總是被往壞里報道,因為它們行為專制。根據對這類國家的定義,它們不允許自由建立反對黨,不允許有新聞自由,對互聯網實行審查。當然,西方記者自己就首先遭遇這些言論與報道方面的問題。兩頭說就是,自由世界的媒體希望世界媒體自由。

在這方面,不僅很多媒體新聞,就連普通美國人在提到中國的時候,也都有失公允地拿中國的現實與美國人的想法或理想進行比照。中國民間的動蕩,被當成是極權基礎脆弱、制度規定支離破碎、存在根本性制度缺陷以及政權缺少合法性的一種確切跡象。而美國民間出現動蕩時,人們總是不假思索地無比信任美國民主內在的自我糾錯機制。(關於這一點,我在北京的美籍華人朋友艾達·沈最近有很好的表述。她和我一樣認自為是跨界人,而且熟悉美國媒體敘事偏見的隱蔽出處)。

偏見還來自其本國讀者的閱讀偏好。這種說法也許有道理,但我並不認為特別重要。基本上說,記者或編輯是在重新製作中國的新聞故事,好迎合本國讀者積習難改的閱讀偏好。但我認為,很多讀者對挑戰傳統觀念故事的喜愛,並不亞於對充實其固有理念故事的喜愛。所以,我不覺得這是導致偏見產生的一個主要原因。

另一件無能為力的事,是工作中記者歷史語境與歷史知識的缺失。我得說這很難辦,因為就中國來說,用必要的知識體系提供有意義的背景資料是相當讓人發憷的,所以在這方面我不會竭盡全力。但我關心的是自己看到的一種傾向,那就是,有時人們會以“例外”或“相對”為借口,拒絕更多討論根植於歷史的細節和背景。我希望每個人至少都承認,廣義上說,歷史關係著一個政體(比如中國)在特定時期內能發生多大、多快的變化。當然,當歷史成為本原性廢話(“中國儒家政治文化排除民主的可能性”)、借口和哲學拐杖時,很難確定它能多少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參照。

我再列一些所有西方媒體及記者無論如何也不會關注,但被我遇見而且值得一提的東西。

有的偏見是基於人們總把中國看成一個整體,把地方上領導人或決策者的決定看成來自北京、政治局常委或習近平本人。尤其在新聞標題里,我看到的是“中國檢控某某人”,而實際上只是某小城市的司法當局或市長辦公室在起訴某某人。設想,如果肯塔基州哈倫縣禁止進化論學說的消息,被寫成“美國禁止進化論學說”這種標題,那該有多蠢。

有的偏見來自於某種傾向(好在不常見),就是認為現任領導人是毛時代領導人的延續,因為執政黨仍然叫中國共產黨。而事實是,鄧小平地位的上升代表着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雖然這一點從未明說。必須說,中共並沒有幫助人們理清這一點,因為毛的面孔仍無處不在。

而且,有的偏見是在使用某些詞彙的時候才會顯露出來。比如“regime(當局)”這個詞,在日常使用中已經成為貶義詞,意味着不具備合法性。同樣,“強硬派”或“新馬克思主義者”也並不是一種準確的描述,而且這類詞彙潛意識裡充滿價值取向。

這個清單並不完整,還有很多值得提的我沒有列出來,但我想我的意思已經很清楚了。

結束本文之前再多說一點,我認為還是相當普遍的,它導致了西方對華報道的偏見,也是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們理(誤)解中國的地方。那就是,偏見還根植於充滿懷疑的假設,即執政的中共(包括其領導人)的唯一目標就是維繫自己的權力。我並不是要讓記者認真考慮他們是不是有可能全錯,也不是說中共就是徹底無私地為人民服務。但是,確實有那麼一些人,他們在認真地覆行職責,獻身於服務大眾。當然,有些人的動機是先天論或國家主義,也許,他們批評中共或中共的統治無非是想自我長存,但那不是同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