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通過放棄其制度、規範和合法性來源，加速了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崩潰。經濟一體化如今被廣泛用作脅迫工具，使中等強國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空位期。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大國競爭、強迫選邊，以及美國單邊主義與中國捍衛全球化和多邊主義之間越來越大的反差。

特朗普此番戰略轉向和調整不是美國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矛盾積累、國內外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很可能代表某些中長期的趨勢性變化。

委內瑞拉事件非但沒有解決原有問題，反而使之更加尖銳。如今的危險不在於各國會公開背叛，而在於它們會悄然適應一個流氓的美國。這種情況下，秩序或許能夠維繫，但成本會更高，且留給主導大國的回報也會遞減。

格陵蘭、委內瑞拉和烏克蘭的案例預示着全球治理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全球治理沒有消失，而是在危機與競爭壓力下重建，且速度更快、爭議更多、更具交易性質。

美國正在進行一次「霸權方式重塑」。過去的美國霸權強調通過同盟網絡、多邊機制和規則塑造來降低不確定性，現在的美國則更強調通過關稅、制裁、執法、有限軍事威懾與議題化交易來提高控制力。

委內瑞拉事件不會推動中美走向某種「責任共擔」的G2格局，反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雙方在秩序理念、干預邊界與責任認知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