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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軟實力與銳實力

201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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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在北京國際刑警大會上發表講話。 照片:路透社。

為增強自身軟實力,中國已經投資了數以億計的美元,但這一進程最近遭到了一些民主國家的強烈抵制。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一份新發佈的報告中稱,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軟實力,因為“這一自冷戰結束後一直使用的概念性詞彙似乎已經不足以解釋現狀”。

這份報告將全世界感受到的這種新專制影響力形容為“銳實力”。《經濟學人》在近期的一篇封面文章中將“銳實力”定義為依賴“顛覆、恃強凌弱與施壓,將這三者結合起來推行自我審查”。如果說軟實力是利用文化和價值觀的吸引力來增進一國實力,那麼銳實力則是幫助專制政權在國內統一行為,在國外操控輿論。

“軟實力”這一詞彙——通過吸引力與說服、而非威嚇與報酬等硬實力來影響他人的能力——有時被用來形容任何不涉及動用武力而行使的實力。但這是錯誤的。實力有時取決於哪個國家的軍隊或經濟更強大,但它也取決於哪個國家的話語體系更具說服力。

強大的敘事是一種實力之源。中國的經濟成功賦予了其硬實力和軟實力,但都在一定限度之內。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推行的經濟援助項目或許看起來無害又誘人,但若情況惡化,則未必如此,正如近期中國租借斯里蘭卡港口事件所顯示的那樣。

同理,其他經濟硬實力的行使也削弱了中國敘事的軟實力。例如,中國因挪威向劉曉波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對該國施加了懲罰。它還威脅一家出版了一本批評中國圖書的澳大利亞出版商,稱將限制其進入中國市場。

如果我們將“銳實力”作為信息戰的略稱,那麼它與軟實力的區別將變得顯而易見。銳實力是硬實力的一種。它操控的是無形的信息,而這種無形性並非軟實力的特徵。例如,口頭威脅就同時具備無形性與脅迫性。

當我在1990年提出軟實力這一概念時曾寫道,軟實力的特點是自願性和間接性,而硬實力依靠的是威脅和勸誘。如果有人拿槍指着你,要你交出錢財,拿走你的錢包,這時你的想法和願望都已無關緊要。這就是硬實力。如果他通過說服要求你把錢財交給他,他就改變了你的想法和願望。這就是軟實力。

在公共外交領域,真相與開放在軟實力和銳實力之間划出了一條分界線。當中國官方新聞機構新華通訊社在其他國家進行公開報道時,它行使的是軟實力,而我們對此應當欣然接受。但當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秘密地在14個國家支持33家電台時,它已經跨越了銳實力的邊界,而我們應當揭露這種有悖自願性的行為。

當然,廣告和說服永遠都包含一定程度的框架預設,而這種預設限制了自願性,正如社會環境的結構性特點會限制自願性一樣。但是,在預設框架過程中的極度欺瞞行為可被視為脅迫,雖然並非暴力性脅迫,但它依然阻礙對方進行有效選擇。

普遍被視為政治宣傳的公共外交技巧無法增進軟實力。在信息時代,最稀缺的資源是關注與信譽。這就是為什麼旨在增進學生和青年領袖間雙向交流和人際關係的交換項目通常遠比官方宣傳等軟實力製造機更為有效。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推行邀請外國青年領袖到訪美國的交流項目,而現在中國正在成功效仿這一模式。這是行使軟實力的明智做法。但若為了限制批評、鼓勵自我審查而吊銷簽證或限制入境,那麼即便是這種交流項目也可能逐漸蛻變為銳實力工具。

民主國家在對中國的銳實力和信息戰作出回應時,必須注意不要反應過度。民主國家擁有的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公民社會,這意味着開放是一項關鍵資產。如果中共能夠部分放鬆對公民社會的嚴格控制,中國能夠增進軟實力。同理,對媒體的操控以及對秘密交流渠道的依賴通常會削弱軟實力。民主國家應當遠離效仿專制國家使用銳實力工具的誘惑。

此外,迫使中國放棄使用正當的軟實力工具可能會帶來事與願違的結果。一國通常會為達成競爭性、零和目的而使用軟實力;但軟實力也會帶來正和效應。

例如,如果中國和美國都想避免衝突,增進兩國彼此間吸引力的交流項目將令雙方獲益。此外,在如抗擊氣候變化等跨國議題上,中美兩國能從合作中獲益良多,而軟實力可以幫助建立信賴感,並創建有助於推動合作的網絡。

如果我們僅僅因為中國的軟實力有時會演變為銳實力而阻止中國行使軟實力,這將是一個錯誤。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應當密切監控軟實力與銳實力的分界線。例如,負責管理中國資助的、在全球大學和學校開辦的教授中國語言文化的500個孔子學院和1000個孔子課堂的中國漢辦,必須抵制住限制學術自由的誘惑。跨越這條界限已經導致一些孔子學院被迫解散。

正如這些事例所顯示的,對於中國利用軟實力項目作為行使銳實力工具的最佳防範就是公開曝光這些行為。而這正是民主國家的優勢所在。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China's Soft and Sharp Power》(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