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的主要考慮是敲德震美，把握歐洲軍事戰略主導權。雖然在獲得盟國充分理解和支持之前，馬克龍並無貿然高調出兵的打算，但他提「出兵論」給我們敲響警鐘，即當前的烏克蘭局勢已經讓各方勢力認為討論「升級」有利可圖，這是十分危險的。

中國的國際秩序觀是中國與世界互動影響的結果，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是不斷演進變化的，但其中的一些重要內涵，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平等、多元、包容等則具有傳承性與延續性。這一秩序願景與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與宗旨一脈相承、相得益彰，是對國際普遍認同的聯合國秩序的遵循與實踐。

美國大選結果對於下一階段中美關係將產生深遠影響。不管誰當選下一屆美國總統，中國都希望中美關係能夠穩定前行，但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可能有所不同。

隨着雙方不斷強化針鋒相對的政治立場、不斷亮出直接對抗的軍事底牌，俄烏衝突的確存在局部衝突失控而升級為一場歐洲全面戰爭的巨大風險。

美歐在AI監管模式上存在較大差異。由於美歐仍用地緣政治競爭邏輯主導關於技術議題的討論，慕安會未能提出全球合作應對技術風險的積極建議，也未能就推進對技術風險的全球監管給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案。

印度與馬爾代夫陷入爭端的同時，小島國在全球不斷演變的海上權力博弈里成為關鍵參與者。隨着全球大國競相爭奪影響力，地緣政治的焦點轉向這些國家。其戰略意義促使人們重新分析以往賦予這些國家的標籤，也使得這些國家在通過談判確定自身國際舞台角色時獲得新的自信。

戰爭，無論何種形態都會有第三方，而第三方行為受戰爭環境和交戰方身份的影響。在烏克蘭戰爭中第三方既是調節者，又是衝突直接或者間接的相關方。受戰爭環境的影響，烏克蘭戰爭中的第三方由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組成，即核心國家、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核心國家是指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8國，而中心國家則是除G7外的北約成員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伊朗和朝鮮，而邊緣國家由上述國家外的全球南方國家組成。隨着烏克蘭戰爭向長期化發展，第三方行為已逐漸成為影響戰爭走勢的關鍵因素。

所謂的中美「理念之爭」，表面上講的是「理念」，背後其實是「利益」，反映了美國試圖通過「理念之爭」的說辭來掩蓋其爭奪現實利益、特別是國際秩序主導權的實質。

美國政府應為對華科技競爭政策設定邊界，避免將正常的中美科技交流與產業合作政治化、安全化。中美在科技領域建立機制化的對話與溝通不僅必要，而且緊迫。

中美必須努力理解對方的心態，共同努力降低風險和增強穩定性。雙方都不應基於各自的海洋安全認知，在世界範圍內對對方採取單方面行動。

美國台海政策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有四大重點：繼續在台海保持所謂「雙重威懾」；加大對柯文哲和民眾黨的影響；繼續強化美台關係；強化「民主對抗專制」敘事。

美方推動「脫鉤」和「去風險化」，給中美經貿關係帶來不小衝擊。2024年美國大部分行業即將進入補庫存周期，中國擴大內需戰略和高水平開放深入推進，也將進一步釋放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力，這些都有利於中美經貿形勢的改善。

兩國人民應該運用邏輯來識別他們聽到的究竟是事實還是觀點，而不是滋生不必要的敵意。不必要的敵意可能會進一步影響到政府決策，甚至導致對彼此的政策誤判。

美國主張通過政府干預、科技封鎖、財政補貼等產業政策來保護國內產業，卻抨擊中國的「非市場政策」，並將其同美國國內就業形勢掛鉤，此等做法不利於美國改善國際形象和提振國際聲譽。

自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中國一直在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推動停火談判方面積極發揮作用，並團結南方國家發出集體聲音。

作為一種與西方盟友體系截然不同的合作機制，金磚既是代表「全球南方」在新一輪產業鏈和價值鏈重構中合作互補、聯動自強的多邊機制，也是百年變局形勢下國際秩序重構的主要驅動因素。「大金磚合作」必將推動全球治理架構從「中心-邊緣」向「平等-共治」模式轉變。

世界銀行、IMF等布雷頓森林機構資助對俄戰爭，破壞了其章程體現的法治理念，或恐違反經濟公正、審慎和政治不干涉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