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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中美舉行了首次人工智能政府間會議。去年，中美代表經過數月的籌備，最終在2023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的“習拜會”上做出了具體承諾。正如外界預期的那樣，此次會議沒有達成具體的決定、成果或者聯合聲明，但兩國政府都對有機會交換意見表示滿意。
此類人工智能會議符合拜登政府為防範軍事衝突而建立“護欄”的行動，美國官員稱這些會議是“負責任地管理競爭的重要內容”，有助於維護世界安全。美國首任網絡空間和數字政策特使納撒尼爾·菲克表示，人工智能領域的溝通渠道“將讓美國和中國找到合作和共同努力的領域，即使在其他領域存在競爭”。兩國政府都參加了去年在英國舉行的首屆人工智能安全峰會（峰會發表了由中美等國簽署的《布萊切利宣言》），以及今年5月在首爾舉行的後續峰會。
在上月舊金山舉行的網絡安全盛會RSA上，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發表演講，詳細介紹了當前美國對新興技術的方針。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發佈了新的《國際網絡空間和數字政策戰略》。
美國官員稱，該戰略的“指導原則，即組織原則，是數字團結的概念”，即在與美國有共同價值觀的盟友、合作夥伴、公司和民間機構之間培育團結。布林肯將數字團結定義為“願意為共同目標而共同努力……幫助合作夥伴培養相互支持的能力……在規範、法規、技術標準等所有方面開展合作”。美國官員認為，這種對夥伴關係的重視（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在最近的香格里拉防務對話上的講話也體現了這一點）與獨裁政權重視“數字主權”形成鮮明對比。
在日內瓦的會議上，中國代表試圖扭轉美國對華轉讓先進技術的限制措施。中國政府認為，美國限制具有潛在軍事或人工智能應用能力的先進半導體出口，這種“小院高牆”做法過於寬泛、限制過嚴。他們提議中美聯合實施人工智能相關的研發項目。
此外，中國政府希望加強聯合國在管理人工智能規範和規則方面的作用，部分原因是為了防止美國科技公司或者美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擁有決定性影響力。中國的這一立場體現在聯合國《全球數字契約》宣言的談判里，也旨在獲取缺少領先的人工智能公司的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儘管美國官員在聯合國機構內開展合作，但他們的多數精力集中在七國集團，而中國和俄羅斯並非該集團的成員。為了與中國爭奪全球南方國家的認可，布林肯和其他美國官員強調了他們的願景，即利用人工智能為進展緩慢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註入動力。
6月6日，菲克在《華盛頓郵報》總部演講時表示，美國願意繼續和中國對話。例如，兩國政府可以就如何將前沿人工智能系統與人類價值觀結合交換看法。美國目前更側重於確保開發人員“自願承諾”對新技術進行嚴格的安全審查，菲克重視這種做法，認為它在應對快速的技術變化時擁有充分的靈活性。但是，美國的這種方式可能越來越類似於中國政府的監管。
不過，這些討論的範圍和影響仍然有限。北京拒絕簽署美國起草的《關於負責任地軍事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技術的政治宣言》。該宣言得到了50多個國家政府的支持，但需要獲得更多支持，才能成為確保負責任國際行為的既定規範。
對於具有軍事應用的技術，美國不太可能放鬆出口和投資管制。出於同樣的原因，美國官員將繼續抵制技術開發項目合作，並可能限制中國獲取美國開發的閉源人工智能模型。他們還希望防止外國勢力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干涉美國大選。分析人士擔心，人工智能工具將使得網絡操縱更加容易、更加有效。例如，人工智能會使得“深度偽造”的政客形象更加逼真，使製作的信息精確推送到個人，並讓來自外國的信息看起來更加真實。
此外，美國官員將繼續指責中國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關鍵交通、電力和水利基礎設施中預置惡意軟件。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兼國家安全局局長蒂莫西·D·霍表示，“伏特颱風”和其他與中國存在關聯的黑客組織在尋找方法，阻止外國軍事力量干涉涉及中國的軍事突發事件。
未來，有關人工智能安全的雙邊會談可能需要涉及更多政府機構的高級官員，包括國防部門。對解決軍控問題中的人工智能問題，以及促進中美安全界人士展開旨在降低風險的對話來說，這些會談大有裨益。兩國政府最近已經同意恢復直接軍事會談。
儘管如此，兩國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就正式的人工智能條約進行談判。即使兩國政府同時發表單邊聲明，在合規性的核實和執行方面也會存在問題。鑒於過去中美危機溝通機制存在的各類問題，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熱線的意義令人懷疑。
在人工智能和軍事安全領域，最有成效的會談也許仍是側重於實踐而非原則的非政府對話（二軌對話）。過去的專家交流解釋了術語，回顧了案例研究，特別是涉及人工智能的潛在衝突場景。未來的會談可以將學術和行業代表納入其中，從而取得更多的成果。
無論如何，因為中美兩國擁有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和市場，兩國將繼續就人工智能問題展開接觸。同時，人工智能技術的商業中心地位及其固有的雙重用途性質，決定了人工智能問題仍將是中美緊張關係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