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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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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緝思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美交流基金會特邀學者

正確的前進方向

2023-05-19

周:我們能否從去年開始說起?當時您曾兩次前往美國,見到了疫情爆發以來無法會面的朋友和同事。那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王:去年我去過美國兩次,2月和3月一次,11月的時候停留了整整一個月。首先,我訪問了華盛頓特區、紐約市以及哈佛大學。11 月去了耶魯大學,然後是華盛頓特區和紐約市。遇到了很多老朋友和一些以前從未見過的年輕同事。訪問非常愉快。我們進行了坦誠友好的交談。

周:這與疫情之前你對美國的了解有何不同?

王:疫情前,我們沒有過多談論美國的問題,他們也沒有過多談論中國的問題。現在,在美國,我就遇到了在美國旅遊安全不安全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亞洲仇恨”。走在街上,我感到自己並非完全安全。而且,我在CVS連鎖店和其他地方看到了扒手,街上還有“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痕迹。他們問了我中國疫情的情況、國內問題、北京和上海發生的事情以及各地的封控。這些都是過去未曾有過的新情況。過去,我們基本上只談論雙邊關係和整個世界局勢。

周:在華盛頓特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辦了名為“一個北京人在華盛頓”的活動,當然指的是你。你在現場闡述了學術合作和交流的重要性。我們能否期待兩國像以前一樣,重歸那種緊密的交流和夥伴關係?

王:我的朋友甘思德在CSIS工作。他在華盛頓做了一個關於北京的演講,談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經歷,題目叫做“一個華盛頓人在北京”。我們非常有效地分享了各自的經歷。當然,也遇到些困難。他在北京的一家隔離酒店裡生活了兩個星期。這些就是我們當時談論的內容。當然,也談到了雙邊關係。

周:你談論美國的角度一向是友誼和朋友——你們終於有機會坐下來,甚至一起吃飯。你的美國朋友告訴你了什麼?你又和他們分享了什麼?

王:他們非常希望見到我。他們當然擁有很多不同的信息來源,比如西方媒體、在互聯網上與中國同行的對話等。但是,它們無法取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他們直接問了我很多問題。比如,我在北京觀察到的情況。我談到了黨代會,以及會後人們的想法、經濟形勢、城市封控時居民是否有足夠食品等問題,諸如此類。我向他們詢問了美國中期選舉的影響,誰將成為未來幾年的美國總統候選人。談話很順利,但這些都是關於中國、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的嚴肅對話。

周:既然提到吃的,那在美國的時候,你喜歡吃什麼美國菜?你最想念什麼?

王:吃的?我們當然吃三明治。我參加了CSIS的晚宴。許多名人參加,例如CSIS主席何慕理和我的老朋友們。我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包括肯尼思·科伯索爾和其他學者、中國學者和其他國家的學者。在華盛頓的這場活動上,我享用了晚餐。現場還有美國國務院官員和中國外交官。

周:王教授,我們看到世界範圍內,一系列全球活動不斷舉辦,特別是G20。來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包括美國和中國的,最終得以面對面交流。兩國關係有改善的跡象嗎?

王:第二次去美國的時候,我還前往阿布扎比參加會議,最後一站到了柏林。我和美國、歐洲同行和中東人都交流過。毫不奇怪的是,沒有多少人對全球趨勢持高度樂觀的態度。他們不僅談到了疫情,還談到了可能出現的全球經濟衰退、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當然還有烏克蘭衝突,以及中東或一些非洲國家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這並不像我們在疫情之前想像的那樣美好。人們也在談論許多國家(包括歐洲)的社會動蕩。所以,我們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在中共黨代會的報告里,我看到也提到了一些“赤字”,比如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和其他方面的赤字。這些威脅着世界和平與繁榮。我們面臨著許多以前從未經歷過的困難。

周:中國人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相處之道”。你理解的正確相處之道是什麼,或者說,已經找到它了嗎?

王:說到“正確相處之道”,我覺得在中國人的思維里,或者說在中國人眼裡,它應該包括修正美國對華政策和態度。我們希望美國取消貿易關稅,取消對華為和TikTok等中國企業的制裁;停止鼓動台獨勢力,減少對台軍售;停止干涉中國在香港、新疆等地區的內政。我們希望美國能夠採取一些行動。但是,我認為他們無法找到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他們認為自己沒有錯。他們將關係惡化歸咎於中國。

周:我們一直認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那麼這種情況是否仍然如此?現在中國和其他地區的關係正取得進展,包括中東和海灣國家。

王:在我和國際觀察人士的談話里,沒有人否認美中關係的重要性,因為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它們也是最重要的軍事力量和地緣政治參與者。問題在於兩國能否和睦相處,恢復不同部門的合作,尋求建立全球治理和協調機制。

周:對於美國和中國來說,走出雙邊關係低谷的動力正在減弱。那麼,他們下一步應該做什麼,才能給所有人帶來希望?

王:作為一名學者和退休教授,我的主要工作是找出問題是什麼、問題的根源又是什麼。如果可以的話,我會預測未來美中關係的軌跡。如果我說政府應該做這做那,那未免太冒昧了。向政府提供建議不是我的工作。我希望他們有更好的相處方式。但我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可以提供給他們。

周:對於2023年,你的哪些預測是充滿希望的,是否受到相互交織的各類危機的衝擊?這些危機再次考驗着全球體系,以及全球體系繁榮發展的能力。

王:我認為,2023年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人員往來、面對面會議都會有所恢復。如果美國人來中國,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會和他們交談。但這不會改變大局。比如,我所在研究領域和其他領域的同事,都建議不要去美國旅遊,怕自己不受歡迎。我的美國同事也有類似的擔憂。如果他們想來中國,會權衡在隔離酒店住多久。我說:“不,再也沒有那樣的事了。”但他們可能會說,好吧,我們害怕受到騷擾,我們的設備、手機和筆記本電腦可能會被搜查。所以,整體氛圍不如多年前那麼好。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2023年,兩國社會和雙邊關係將出現一些轉好的跡象,但恢復兩個社會之間的傳統交流需要很長時間。例如,我希望成都和得克薩斯州的領事館能恢復並開始運作。我還希望減少旅行限制。但是,恐怕這些事情仍然是雙邊關係的障礙。我最關心的是台灣問題以及兩國之間的技術競爭。

周:王教授,你提出開設一個名為“冷戰故事”的新節目,旨在研究現代歷史上一個非常複雜時期的人類經歷。您希望通過這個節目實現什麼目標,為什麼現在提出這個節目?

王:其實,我並沒有提議開辦名為“冷戰故事”的新節目。這其實是一個名為“看理想”的平台,他們提議我應該和他們一起做一個口述節目。我對着設備說話,講冷戰故事,他們錄下來。我在冷戰期間沒有太多經歷,但我還是有故事要講。

我有很多東西要和聽眾分享:中美之間的冷戰歷史,還有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歷史。我們從冷戰中吸取怎樣的教訓是中心問題。我還在學習,因為我對冷戰還是有記憶的。研究的時候,我了解到了更多細節。昨天,我做了一個關於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間的中東戰爭的節目。很有趣,但也發人深省。看到雙方之間的殺戮和仇恨,我感到非常震驚。

周:中國最近的駐美大使現在是新任外交部長。隨着秦剛走上世界舞台,他將如何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技巧,塑造中國對華盛頓的立場?

王:訪問華盛頓的時候,我見過他兩次,就雙邊關係進行了數小時的長談。我發現秦剛大使,或者說秦剛外長,是個非常可愛的人。我很喜歡他。他誠實、直接。他有過外交經歷,擔任大使期間對美國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希望他作為外長,能夠把在美國的經歷牢記在心。他和普通的美國人一起參加體育活動。他不僅與政治家和政府官員進行交談,還與商界人士和學者進行交談。我認為,他擁有和美國人民打交道的豐富經驗。這是一個積極的跡象。

但同時,外交部長和美國國務院官員並不是塑造雙邊關係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兩國國內的政治背景和氛圍。看待美中關係時,還需要審視兩國的國內環境、人們的想法、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等。這些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