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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最後的賭博:從「中國門」到混合戰爭

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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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近召開了“兩會”,即其最高立法機構和政治諮詢機構的年度會議,這預示着經濟將出現反彈。

與此同時,特朗普總統再度升級貿易戰,在全球暴發疫情之際退出世衛組織,引發多起地緣政治風暴,並使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國內動蕩加劇。

他的目的,是推卸白宮災難性錯誤應對疫情並導致經濟大幅下滑的責任。

疫情代價與經濟損失

特朗普政府錯失了遏制疫情暴發的三次機會。

第一次是從中國記錄首個病例(2019年12月30日)到世衛組織宣布國際突發事件(2020年1月30日)。第二次是從世衛組織宣布國際突發事件(1月30日)到發出全球大流行警報(3月10日)。第三次是第二季度,到這時,終於開始要求人們保持社交距離,但已經晚了6-8周,而且證明這是遠遠不夠的(見我此處的報告)。

冷酷的現實是,特朗普政府在1月3日就已經知道這種病毒,當時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博士通知衛生部長亞歷克斯·阿扎說,中國發現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然而,直到3月底都沒有做任何動員。相反,白宮內部就應該告知美國公眾哪些情況展開了長時間的辯論,阿扎和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則開始一再因為美國的病毒危機而攻擊中國。隨後的經濟災難是顯而易見的,第二季度經濟出現自由落體式下滑(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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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滿付出了歷史性代價。到6月底,美國累計病例有可能達到200萬到240萬,死亡人數可能達13萬到14萬。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的GDP年度增長率收縮了4.8%。正如大投行所警告的,真正的殺戮將隨着第二季度的暴跌(下跌35%至40%)而發生。

在國內,白宮一直在抵制美國頂級健康專家提出的以科學為依據的公共健康措施,當前有關過早退出封鎖是否有風險的辯論就反映出這一點。在國際上,政策失誤的後果則更為嚴重。

“中國門”的首撥犧牲品

由於特朗普政府將中國作為權宜政治的替罪羊,最早的犧牲品就包括了中美高層雙邊對話、貿易、投資關係、美國國債、軍事關係以及東亞地區動蕩。

高層對話。特朗普總統從2017年秋季開始凍結了中美高層經濟、執法和文化對話,從2018年秋季開始又讓外交和安全對話陷入僵局,從而破壞了幾十年來中美雙邊關係的發展。當大國不再對話的時候,錯誤的認知往往就會取代合作——這是“中國門”的內容之一。

貿易。貿易緊張局勢再度升級。第一階段協議達成後,中國有義務在貿易戰之前的購買水平上,於兩年之內增加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休戰協議要求中國每年從美國增加18%的進口,面對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可怕的全球前景,這對中國來說是很為難的。

投資。貿易戰之前,美國平均每年對中國的投資為150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則飆升到了450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的投資還在繼續,而中國對美投資已經大幅下降至50億美元。由於特朗普的脫鉤政策,過去十多年來的進步出現逆轉。不過,七成美國公司並沒有離開中國的計劃。

國債。多年來,北京一直將大量外匯儲備投資於美國的資產,尤其是美國國債。在另一種可能性較低但影響卻很大的競選連任場景下,共和黨人威脅要對北京單方面取消1.1萬億美元債務,華盛頓的其他一些人則希望將中國公司從美國市場除名。為此,北京正通過鼓勵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來分散對美國的投資依賴,同時它將在2025年之前為科技行業注入逾1.4萬億美元資金。

軍事關係。儘管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中美之間的軍事交流過去仍有高層互訪、國防官員交流和功能性互動。據五角大樓的數據,特朗普上台後,這些接觸減少了2/3。與此同時,在南海和東海,雙方的緊張關係正在迅速升級。無論是偶然還是有意挑起,衝突都只是時間問題。

特別行政區。2017年以來,中國大陸周邊地區破壞穩定的行動已經戲劇性升級。

台灣。與前幾屆政府不同,本屆政府與台灣民選“總統”蔡英文合作,試圖破壞幾十年來的“一中”政策。一旦從前的“戰略模糊”讓位於武力,其地緣政治影響就可能破壞東亞地區的穩定。

香港。按照白宮的說法,“親民主力量”在香港受到了威脅。而按照北京的說法,白宮和國會與蔡英文政府合作的動機是想尋求“顏色革命”。作為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激進的右翼參議員馬可·盧比奧(共和黨-佛羅里達州)將利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中國搞政權更迭,正如他在伊朗、俄羅斯、委內瑞拉和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樣。

澳門。雖然賭博聖地澳門在國際媒體上的知名度較低,但賭業大亨、億萬富翁謝爾登·阿德爾森和他的金沙集團卻是特朗普競選和共和黨保守派的金主,他還在2010年代初期允許中情局利用他在澳門的產業加強美國的間諜活動。最近,拉斯維加斯的金沙集團在針對朱利安·阿桑奇的一次明顯間諜行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當時中情局被邁克·蓬佩奧控制,而蓬佩奧也是阿德爾森的盟友。

西藏。在特朗普就香港問題發表聲明前,退役的賓夕法尼亞州國民警衛隊准將、國會議員斯科特·佩里(共和黨-賓夕法尼亞州)提出了一項法案,承認西藏是一個主權國家。

從疫情地緣政治到全球債務危機

2003年,布殊政府用一個借口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其目的大概是想在整個中東地區通過多米諾效應實現民主。隨之而來的噩夢讓這一地區陷入了另一場“永久的戰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估計,這場戰爭的成本高達3萬億美元。

僅僅20年之後,特朗普政府就為了競選連任,發起一場北京眼裡的新的混合戰爭。這種把中國和世衛組織放錯位置的自滿,代價估計達9萬億美元,是伊拉克戰爭開銷的三倍。

與即將出現的新政策錯誤相比,這些可悲的損失可能還相形失色。在我所說的大國衝突場景中,持續存在的疫情風險將導致激烈的貿易戰和技術戰,並引發“熱點”地緣政治衝突和長達數年的全球大蕭條。這就是特朗普政府當前的路徑,其基礎是要最大限度地借力美國的經濟。

美國的債務已經飆升到了26萬億美元,其債務與GDP之比達到120%(與2011-12年債務危機中的意大利相似),而白宮和美聯儲不久之後還將不得不進一步提高這一比率。

鑒於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像這樣的經濟槓桿,加上疫情的人力代價和致命的地緣政治事件,正在將世界前景推向全球性蕭條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