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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政治的五個教訓

201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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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巴特菲爾德

正如每天的最新報道所顯示的,2018年被證明是美中兩個世界大國之間關係緊張而複雜的一年。由於如此之多的變量正在以不穩定的形態變化,預測事件會如何展開基本上就是一場猜謎遊戲。我們不應該玩這種遊戲,而應該把注意力重新轉向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德爵士在1953年冷戰白熱化時期總結出的五個恆久的歷史教訓。

巴特菲爾德上世紀60年代曾任劍橋大學副校長、現代史欽定教授,他是20世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開後世科學哲學和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之先河,其中包括科學範式概念和安全困境,後者是現代國際關係學最基本的概念。

巴特菲爾德對冷戰時期外交與共處的評論也值得注意,但出了今天的學者小圈子,這些東西皆屬晦澀難懂。本文着眼於巴特菲爾德1953年的著作《基督教、外交和戰爭》提出的值得我們關注的五個主題。這些教訓提醒我們關注國際秩序的脆弱、戰爭後果的不可估量,以及權力產生的誘惑。美國和中國外交官的都在商討當今問題的錯綜複雜,他們應當牢記這些教訓。

1. 我們對歷史的感悟往往取決於心態

多年來,對歷史解釋的分歧一直定義着中日關係。雙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歷史變成武器,作為製造民族凝聚力的工具。中國最明顯的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開展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而日本最著名的是安倍首相拒絕承認二戰之前日本有侵略行為。“一個人從歷史中得到什麼,往往只取決他事先抱着什麼心態,”巴特菲爾德在1953年寫道。至今這仍然是事實。日中關係如果要繼續升溫,雙方領導人就必須避免將民族主義強加在他們對歷史的解讀上。對美國和中國也一樣,特別是有關近年來的經濟問題。民族主義的解讀給中國貼上“偷走”美國就業機會的標籤,而更客觀的歷史探究會指向經濟發展階段、全球化現實和美國國內政策的不足。歷史的第一規則應該是“不可濫用”。但在一個民族主義日漸高漲的時代,這種要求也許太高了。

2. 國際秩序是脆弱的大廈

“真正的國際秩序”,巴特菲爾德寫道,需要“維持某些微妙的狀況”。 在20世紀的恐怖逐漸消退的時代,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個教訓了。與和自己有本質分歧的他人共處並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這就是為什麼歷史充滿戰爭、種族清洗、種族滅絕和宗教裁判。維持抑制這些人類傾向的秩序是困難的,但在巴特菲爾德看來,這正是國家的一個基本目標,它要求“不僅有良好的意圖,而且有圖謀人心的技巧”。對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這類計謀包括力量平衡、外交的提升、正確認識戰爭的深層代價、剋制自以為是、拒絕尋求全面安全、容忍意識形態分歧、對權力保持高度懷疑。和平絕不是從天而降,它是被構建的,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方可走出“叢林”。

3. 戰爭後果:比你想的更糟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是給全世界帶來讓20世紀史蒙羞的三個產物:全面戰爭、革命和“現代的野蠻”。1914年,政治家們依照他們對戰爭代價的估計來權衡和平的代價,並斷定和平的代價會更高。客觀說他們錯了,這些政治家普遍高估了和平的代價,而低估了戰爭代價。俄國本可容忍奧匈帝國在巴爾幹地區恢複名譽;當時身為帝國主義強國的英國本可容忍歐洲大陸新的力量對比;美國(1917年參戰)當時並不受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一戰的後果——為此這場戰爭成為必要條件——包括俄國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包括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樣的“事件”)。這些可怕的後果是一戰產物,更直接地說,是引起一戰的政治家們造成的。“在我們所有的文明之下,沉睡的火山在隆隆作響,”巴特菲爾德警告說。任何考慮要冒戰爭風險的政治領導人都有義務記住並警惕這座火山被喚醒。

4.戰爭源於想像的失敗

許多戰爭源自“無法被人類的想像力彌合的鴻溝”。巴特菲爾德最深刻的見解之一就是大多數戰爭並不單純是侵略的結果,而是雙方煽動對對方的擔心,進而引發一場雙方都認為自己在理的衝突。這種情況恰恰是最危險的,因為當道德與力量結合起來,典型的後果就是一意孤行。因此,必須讓自己想對手之所想,力爭理解他的觀點,感受他的不安,並謀求讓雙方遠離武力衝突。這麼做之所以有難度,是因為“在歷史上,過程的力量大於人的意願”。戰爭往往就是因為出現了“僵局和可怕的兩難困境”。要克服這一切,政治家們就不能過分盯着這樣或那樣的罪過,相反,他們必須想像出創造性手段,來(用當代學者詹姆斯·德·代元的話說)“調解隔閡”。這其實就是外交的本質。

5. 權力甚至超越了道德

巴特菲爾德告訴我們,當一個國家處在“行事可以不受懲罰”的位置上,它就很可能墮落,哪怕它曾經是道德之邦。事實上,“侵略”幾乎與一個國家“佔據優勢的程度在數學上成正比”。美國非法、不道德、災難性地入侵伊拉克就完全說明了這個道理。但今天中國國內的一場運動認為,中國這個超級大國實際上也許不同,也許獨具道德。習近平主席2014年斷言“中國人的血脈中沒有稱王稱霸、窮兵黷武的基因”,不久後李克強總理也表達了相同看法。如果巴特菲爾德是對的,世界歷史也表明他確實是對的,那麼,只有在中國“佔據優勢的程度”仍然很低,也就是檢驗中國獨特美德的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這種說法才算成立。對這個世界來說,我們最好不要欺騙自己。權力是腐蝕性的,為了國際體系的興盛,最好沒有一個大國——無論美國、中國還是其他國家——能佔據不受其他國家約束的優勢。

結論

對於媒體、學界、當然還有政界人士來說,國際政治是一項產業。這會偏離國際政治所關心的是維護和平這個各國面臨的最根本問題的現實。大量的頭條新聞,瞬息萬變的事件,國際談判的戲劇化,專著、文章和專欄的激增,都可能讓政治家背離國際政治最基本的真義。然而,要想維護當代國際秩序,我們最好認識到它是一個脆弱的產物,並予以悉心呵護。要做到這一點,我秉承巴特菲爾德的思想為政治家們提出一些方法:不要濫用歷史,要承認戰爭的巨大代價,要培養想像力,要對所有處在主導地位的大國保持懷疑。最重要的是記住,讓我們所珍視的其他所有“正常”事物得以存在的,正是維繫國際秩序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