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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許多 耶魯大學福克斯研究員

當我們談論民族主義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2017-06-13

在艱難時期,人們傾向於走向封閉。這或許正是為何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口號“美國第一”捕獲了眾多美國選民的心,他們已經對黯淡的經濟前景、尖銳的種族衝突以及深化的階級鴻溝失望透頂。特朗普在亞洲也不乏志同道合者。櫻井誠,前“在特會”(“不允許在日外國人特權會”)會長,在競選東京都知事失敗後於2016年8月創建了“日本第一黨”,其黨綱包括驅逐外國人、修改憲法、重設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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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井誠赤裸裸的排外宣言引人側目,很多人聲稱這是日本危險的民族主義復活的又一明證。看上去這的確令人生疑,尤其當我們將其置於近期的一系列事件背景之下,如2月份的日本阿帕酒店風波,以及安倍夫婦的森友學園事件。在前一起事件中,阿帕集團老闆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而在後一起事件中首相夫婦涉嫌支持鼓吹神道教及戰前愛國主義教育的幼稚園。

在這些事例中,民族主義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詞彙,但當我們談論民族主義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雖然被籠統地稱為“民族主義”,但日本的民族主義與中國的民族主義大相徑庭。在我們批判鄰國日本“民族主義死灰復燃”之前,不妨先釐清其源頭及特性。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偉大的革命性力量,戰爭、和平、國家存亡是其核心關注點。日本的民族主義發軔於19世紀後半期,最開始與中國的民族主義擁有類似訴求。當時的中國和日本都面臨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滿清政府和德川幕府都急於擺脫外國控制,因此“攘夷”成為了兩國共同的戰鬥號角。然而,兩國統治階級不同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兩國民族主義的不同發展走向。在中國,由改良派學者官員發起的自強運動以失敗告終,滿清王朝最終被革命勢力推翻,中國自此進入民國時代。在日本,德川幕府與支持天皇的大名爭鬥數年,最終不得不“大政奉還”,將政權和平交還明治天皇,日本自此重啟皇權統治,並步上了維新之路。

明治領袖們雖然帶領日本走上了野心勃勃的現代化道路,並成功引領該國在短短50年內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但他們同德川幕府一樣急於維護自身的統治特權,因而疏遠了日本最廣大的民眾階層。換句話說,如果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與“自下而上”的革命相結合,因而擁有改變現狀的天然使命,日本的民族主義則與“自上而下”的明治維新及後來的帝國主義結合,成為了維護現狀的反革命壓迫勢力。以日本戰後著名政治學者丸山真男的話來說,“日本的民族主義過早地拋棄了任何關於大眾解放的思想”,並催生出“令統治階級和反動勢力壟斷民族主義符號的惡性循環”。

後來,日本的民族主義(或者更確切地說超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一道於1945年8月15日迎來了它們災難性的終結。半個多世紀後,當中國的民族主義通常與青春躁動相聯繫時,日本的民族主義更多讓人聯想到銀髮政客。我們只需看看2012年釣魚島事件爆發後席捲中國各大城市的反日遊行,就能感受到中國民族主義的年輕氣質。進一步來講,中國的民族主義代表着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及執政正當性,而日本的民族主義代表着日本人想要忘卻的痛苦過往。中國的民族主義喚起的是對勝利的回味,而日本的民族主義喚起的則是不受歡迎的戰敗苦澀。

日本的民族主義缺乏民眾自發性和大眾支持,因此對於“日本民族主義死灰復燃”的擔憂雖然可以理解,但很可能是一種張冠李戴的錯配。對於今天的日本人來說,民族主義更多是那些在周日街頭播放戰時歌曲、揮舞日本國旗的右翼分子。即便像櫻井誠這樣相對高調的公眾人物,無非也只代表了日本政治光譜中最邊緣的一極。在他參加2016年東京都知事選舉投票前,幾乎沒有主流媒體關注他的選戰進展,即便偶爾出現在新聞中,也幾乎都是負面報道。偏右翼的《產經新聞》是唯一一家以中性或積極口吻報道櫻井誠的全國性報紙。但鑒於《產經新聞》在日本的發行量不高,櫻井誠的排外理念無法傳播給更廣泛受眾。選舉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櫻井誠僅獲得了11萬4千張選票,得票比例僅為1.74%。

另一方面是像村上春樹這樣的知名人士,他對日本大眾或許更具影響力。在其2月發表的新書中,村上對日本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解讀提出了質疑,這引發右翼學者和作家的猛烈抨擊。但村上新書發佈三天就狂賣50萬冊,不到一周就登頂最暢銷書榜單榜首。

更重要的是,日本年輕一代中蔓延的政治厭惡感或許是防止日本再次滑向危險民族主義的最堅固防波堤。日本年輕人討厭政治早已不是新聞。2014年日本參議院選舉中,20-30歲選民的投票率僅為32%,是所有年齡層中最低的,連60-70歲68%的一半都不到。《朝日新聞》2016年4月的調查顯示,62%的18-19歲日本年輕人幾乎或從來不談論政治。另據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會2015年7月的調查,在15-23歲日本人關心的20個話題中,政治排名倒數第二。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日本年輕人對政治的冷漠也相當突出。日本內閣府2013年年輕人意識調查報告顯示,日本年輕人對本國政治的興趣在受調查的7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二,位於德國、韓國、美國、英國和法國之後,僅比倒數第一的瑞典好一點。

如果以上這些數字看起來乾癟抽象,那麼筆者親身經歷的兩件小事或許更能鮮活地說明問題。2014年7月,安倍政府通過釋憲解禁集體自衛權,我特地前往議會大廈和首相官邸所在地的永田町,想知道會不會有學生進行抗議。但映入眼帘的僅有稀稀拉拉幾十名學生,其規模與1960年反對通過修訂版《日美安保條約》的安保運動不可同日而語。當年的運動據說動員了30萬到50萬學生、工人和市民。

兩年後,我又在池袋一家電影院觀看了《這個世界的角落》。這部電影在互聯網電影數據庫(IMDb)評分高達8.6,並斬獲了2016年第40屆日本電影學院獎最優秀動畫作品獎。電影講述的是一位廣島少女在原爆前後的人生經歷。當我走齣電影院時,碰巧聽到了身邊幾個日本女生聊着觀後感。這些20歲左右的年輕人無一例外都用“好沉重啊”來形容她們的感受,意思是這個主題實在太過嚴肅沉重,令她們無法喜歡,更不用說用心體會其想表達的主旨了。

民族主義不會對現今的日本民眾思想造成直接影響,起碼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但安倍政府一系列試圖將戰時意識形態灌輸給年輕人的做法會。或許正是意識到了日本年輕一代與政治的脫鉤,日本政府開始推行愛國主義教育,降低投票年齡,並在公立學校系統中重新引入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語》。

時間會證明這些手段是否會幫助安倍首相取得他想要的結果,但他設想的民族主義很可能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即我們在中國、韓國和歐洲目睹的充滿年輕激情的民族主義,而非日本死氣沉沉的民族主義。但安倍首相需要銘記在心的是,民族主義很難灌輸,一旦爆發更難控制。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對此相當有發言權,岸信介政府於1960年安保運動後被迫總辭職。雖然現今的日本年輕人不復擁有當初的共產主義熱忱,但一旦以錯誤地方式被喚醒,他們很可能依然擁有推翻一任政府的能力,而這或許是安倍首相最不願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