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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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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懋修 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非駐會研究員

勿將美中關係簡單化

2017-02-08

不僅美中關係處於十字路口,兩國所聲稱的全球領導力也勝負未決。美中兩國經濟關係及其對領導全球經濟的承諾,是這兩個重要變化的核心。一方面,特朗普新的總統班子在雙邊貿易和貨幣問題上選擇了更對抗的對華政策,同時從美國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建立新亞洲貿易架構的角色中抽身。另一方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其他國家領導人正在推動中國牽頭的TPP替代方案,中國發揮被美國放棄的全球化領軍作用得到更普遍擁護。美國打算懲罰中國的重商主義,而中國大肆宣傳其全球化誠意,這種情形可能使兩國戰略對抗不必要地加劇,並掩蓋雙方就一些複雜問題進行合作的可能。尤其要看到,美國政策的本來目的,應當是支持改革派和中國經濟政策措施中的多邊要素。

在特朗普當選,或者習近平亮相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之前,兩個相互矛盾的解讀中國國際經濟及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框架就已經成型。其中一個來自日漸強硬的美國專家,另一個來自中國最高領導層。特朗普當選前,越來越多的美國觀察人士已經開始批評美國的對華經濟外交接觸政策過於天真樂觀,指出中國的重商主義對外經濟政策是美國利益的威脅。這些批評者越來越注意到中國最近的倡議,比如“一帶一路”,它被看成是明顯徵兆,顯示中國通過“地緣經濟”戰略和手段推動其利益的意圖與能力。這種零和態度與中國官方所說的全球性“雙贏”經濟往來形成鮮明對比,後者長期以來是中國“和平發展”這一核心外交政策的重心。該政策始終強調,通過參與全球經濟,中國依賴並有助於地區和全球經濟的繁榮,這反過來也支撐國內的穩定和全球和平與安全。

如果說在唐納德·特朗普當選之前,零和與雙贏框架已經發生衝突,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則是更為激烈的論爭,因為美國打算抗擊中國的重商主義國內外政策,而中國則謀求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概括說就是成為開放貿易和全球化的領軍者。然而,相互對立的框架害多利少,模糊了複雜的現實,束縛了為符合兩國國家利益進行合作的可能。鋼鐵和國際開發融資這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種複雜性以及新思路和新政策的必要性。

在特朗普政府打擊中國重商主義貿易政策的行動中,中國的鋼鐵生產和出口肯定會首當其衝。對中國向美國市場傾銷廉價鋼鐵的擔心,已經反映在奧巴馬政府向WTO提出並打贏的一系列反傾銷申訴中。媒體報道經常提及中國對鋼鐵業的補貼,中國政府也早就承認國內鋼鐵產能過剩。然而,指責中國補貼自己的鋼鐵業,並導致產能過剩,模糊了一個關鍵事實,即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把成為世界最大鋼鐵生產和出口國作為其更廣泛的工業戰略努力的一部分。實際上過去十年里,中國中央政府官員已經對中國“無序”、高污染、集中度低的鋼鐵業感到後悔。據仔細觀察,中國鋼鐵產量的暴漲,是一系列扭曲的市場與激勵機制導致的意外結果,這其中有對資本和能源的錯誤定價,以及國家和地方政府對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發展的狂熱偏好。鋼鐵生產(不是鋼鐵出口)在中國享受補貼,但它並不是國家產業政策。在中央政府力求削減過剩產能的時候,通過支持出口卸載多餘產能,比關閉當地工廠在政治上更為可行,因為關閉工廠涉及失業的增加,會引起地方官員的不滿。

對於政策特別是對於美中貿易關係來說,這意味着什麼呢?要長期解決這個問題,需要中國國內有運轉更良好的資本和能源市場,需要放棄國家主導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發展,這也是習近平最初的經濟改革計劃中的諸多關鍵組成部分。總而言之,中國推進其停滯不前的國內經濟改革議程,既符合美國利益,也符合中國利益,從而緩解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但如果美國只注重懲罰中國的重商主義,無視中國混合型經濟關係的複雜和矛盾性,那將導致無謂的經濟與政治緊張升級。對中國的改革議程當中涉及美國利益的領域,包括改革工業產能過剩和能源領域,美國反而應當設法去支持。

談到中國最近的國際經濟活動,包括創建亞投行這樣的機構和推出“一帶一路”這樣的倡議,“地緣經濟”與“和平發展”的框架之爭同樣越講越糊塗。中國領導人把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作用說成是融資和興建基礎設施,認為這不僅為中國,也將為它的鄰國帶來經濟機遇與增長。然而不僅中國自己的一些鄰國,比如印度,就連美國也有越來越多的觀察家認為,這些努力只是中國利用經濟戰略和手段增強地緣政治影響力這盤大棋的一部分。不過,雖然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都有中國的支持,目的都是利用基礎設施融資與建設,以及通過其他中國與鄰國的“互聯互通”項目,來推動經濟的發展,但它們也有重大區別。亞投行被設計為多邊機構(事實上可能比中國原來設想的更加多邊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開放,其領導人金立群一向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的資本與境外投資錯配,他也許認為,亞投行的多邊架構會給中國的對外經濟活動帶來市場和外交規矩。而“一帶一路”顯然依舊是單邊的,是由國家控制的,它很可能會面臨中國國有公司企業近年所遭遇的大量經濟上、政治上的困難。

對美國和中國決策者來說,這些區別很重要。對於美國,問題不在於是否支持亞投行(奧巴馬政府最初選擇拒絕)和反對“一帶一路”,而在於要確定二者當中有哪些內容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進而通過與中國和其他夥伴合作,給予支持。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是中國與鄰國和遠至非洲、中東、歐洲的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政治交往嘗試的不同組合。美國的政策應當著眼於支持中國機構與倡議當中的多邊和改革成分,否則其中的單邊和中央集權成分就會被強化。朝這一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應該是美國明確表示它不僅支持與中國,也支持與日本這樣的美國盟友進行合作,去解決亞洲發展中國家對實體基礎設施的迫切需求。

一個現實的危險是,有關中美關係及中美兩國全球角色的兩種截然相反觀點,會在未來幾個月變得更加劍拔弩張,特別是特朗普政府想對中國展示實力和決心,而中國又進入領導人換屆的關鍵年份。這些簡化而極端的觀點對兩國領導人和公眾絕無裨益。承認甚至接受中國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的複雜性,才有可能讓新的有效接觸機遇取代不斷加劇的戰略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