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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可行的貿易方案

2025-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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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本身存在缺陷。雖然幾乎不可能知道他在稅收、移民等大多數問題上會做出何種決定,但其貿易戰略的兩個關鍵目標正逐漸清晰:設定全球最低關稅,對中國實施特別懲罰。缺陷就在於這兩個目標疊加在了一起。

為了論證的需要,我們不妨設想對所有美國貿易夥伴徵收10%的關稅可能成為美國的新常態。特朗普曾高調宣稱,這樣的基準關稅是對美國長期以來受他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剝削”的最低補償。

然而,該理由卻無視美國通過貿易獲得的諸多好處,那不僅僅是更便宜的商品和更高的消費者購買力,還有補貼美國利率、進而推動創造金融財富的外國資本流入。特朗普關注的似乎是長期貿易逆差帶來的“災難”,尤其是美國曾經輝煌的製造業面臨的“空心化”。

無論如何,將美國有效關稅稅率從1995年至2024年平均僅1.8%的水平提高到最低10%,其影響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誠然,這8.2個百分點的增幅僅略高於1929年至1933年有效關稅(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頒佈後實施)增加的6.3個百分點,但是,相較過去30年低關稅政策下的平均水平,10%的基準關稅意味着高達445%的漲幅,而《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實施後,美國關稅在1929年至1933年期間僅上漲47%。

此外,這一新基準關稅實施的時代背景是商品進口佔美國GDP的12.2%,幾乎是1929年(4.3%)的三倍。換句話說,新的10%關稅絕非最低標準,它將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大衝擊。

特朗普貿易政策的第二個關鍵要素是“懲罰中國”。目前,中國進口產品被徵收30%的關稅,幾乎是其他所有國家關稅的三倍。鑒於這一關稅與芬太尼相關,如果中美就限制前體化學品達成協議,該關稅可能大幅下降。

但是,即使雙方在芬太尼問題上取得突破,特朗普政府和國會也一致認為有必要對中國施加特別懲罰,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是導致美國龐大對外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這反映了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廣泛指控以及日益加劇的國家安全擔憂。許多指控是基於虛假的敘述,但華盛頓的決策者似乎並不關心這一點,因為對華強硬如今已成為罕見的兩黨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貿易政策的兩大支柱——全球最低關稅和對華特別懲罰——很可能以一攬子交易的形式推出。這種做法的危險性遠大於兩者的單純相加。

美國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是貿易越來越多地從低成本生產國中國向高成本國家轉移。這種情況發生在特朗普於2018-19年首次對中國加征關稅之後,但現在產生的影響可能更具破壞性,因為這位總統所謂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可能會增加聯邦預算赤字,進一步抑制國內儲蓄。這將增加美國的多邊貿易逆差,因為大部分增加來自價格更貴的進口商品,且所有進口商品的實際關稅都已經上漲了五倍。如果美國繼續執着於將巨額貿易失衡歸咎於中國,它將承受更嚴重的全球懲罰。

另一個複雜因素在於,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可能導致美國與以中國為中心的供應鏈脫鉤。“友岸外包”引發的去全球化可能提高海外生產、組裝和分銷的成本,從而導致美國消費者面臨物價的大幅上漲。隨着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通脹風險不斷增高,美國的滯脹威脅只會加劇。

中國的情況將與美國如出一轍。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將直接受到其最大貿易夥伴加征關稅的衝擊。此外,中國還面臨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這將加劇其近期爆發的通貨緊縮。

面對這些壓力,中國政府無疑會通過強調消費主導型經濟來希望實現經濟平衡,但消費模式立即轉變的可能性很低,這將導致中國經濟越來越依賴出口而非內需,進而意味着需要加大對技術密集型“新質生產力”的投資,而這將進一步加劇美國國內保護主義的反彈。

對於正在走弱的世界經濟來說,這些都不是好消息,因為世界經濟已經感受到了關稅引發的全球貿易放緩的壓力。2010年以來,中國和美國合計貢獻了全球GDP增長的40%多,如果特朗普繼續推行其不可行的貿易方案,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只會上升。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A World Turned Inside Out”,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