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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國際經濟研究院傑出研究員
  •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戰爭年代的G20

2022-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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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在羅馬,由時任意大利總理馬里奧·德拉吉主持的G20峰會通過一份宣言,承諾要“應對當今最緊迫的全球挑戰”,並“匯聚合力,從新冠肺炎危機中更好地復蘇,實現全球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一年的變化真大啊。

2021年的承諾不應被輕視。羅馬峰會的《領導人宣言》包括“特別關注最脆弱群體需求”的崇高承諾。談到全球公共產品時,這份61段的文件涵蓋了從糧食安全到循環經濟,從環境到國際金融架構等幾乎各個基礎領域。

這也讓2022年的事情更加令人失望。上月在巴厘島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因對俄烏戰爭存在意見分歧而蒙上陰影——沒有發表任何公報。而且,按照目前情況,今年11月在巴厘島舉行的G20峰會能取得更好結果也是妄想。

至於全球危機,烏克蘭戰爭還只是一個開始。在美國,飆升的通脹率——6月同比達到9.1%的40年最高水平——促使美聯儲的加息越來越激進,這加劇了人們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將於G20峰會前一周舉行的中期選舉,也使來自美國的不確定性增大。

在歐洲,油價飆升和供應中斷正迫使各國努力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與此同時,歐洲大陸經歷着創紀錄的高溫、森林火災和乾旱——如果世界不迅速採取行動,這些只會是未來的預演。而且,還有大量的政治動蕩要面對,德拉吉最近辭去意大利總理一職就是很說明問題的例子。

受到斯里蘭卡經濟崩潰衝擊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今正面臨不斷加劇的通脹、食品短缺和債務危機。摩根大通指出,對外賬戶和財政賬戶壓力的增大,正迫使越來越多國家尋求IMF的援助,或至少正朝着這個方向發展。

在這種影響深遠且相互關聯的危機中,人們或許以為全球合作即將到來。但是,各方目前似乎都無意妥協,尤其是在G20層面。

G7的情況則大不相同。G7已經成立47年,其歷史兩倍於22歲的G20——雖然有必要指出,G7在大部分時間裡是G8,俄羅斯是2014年才被踢出局的。

如此,這一更年長、規模更小的俱樂部便有了一個決定性特徵:其成員都是西方民主國家,它們自1945年以來在很大程度上主導着全球經濟。2020年,儘管G7的人口僅佔全世界的10%,但它卻擁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凈財富,以及全球大約一半的GDP。

這種不成比例的經濟實力,以及它們廣為一致的政治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可以解釋G7的行為。G7國家以為自豪的民主制度,使其領導人成為緊湊的選舉周期的人質,這種選舉周期鼓勵的是短期政策思維。幾乎所有G7成員都是儲備貨幣發行國,這一事實使得它們能夠通過大規模量化寬鬆等政策,來實踐這種短期行為。

由於有很多共同點,而且迴避了持不同意見的國家,G7能比G20達成更多共識也就不足為怪。G20是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後成立的,目的是讓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參與其中。G20包括19個成員國和歐盟,其GDP佔全球的80%以上,人口佔世界的近2/3。

G20國家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更加多樣化。它包括一些民主國家,其中許多國家已經千瘡百孔,也包括完全專制的國家。它的人口也更年輕。這些因素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許多G20成員的政策眼光更長遠。而另一方面,不斷升級的全球危機,也引發人們對G7國家長期以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正統觀的質疑。

今年的G20東道主正是這種更具多樣性的主要經濟體的代表。印度尼西亞明白,持不同觀點和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之間要建立共識,戰略耐心至關重要。畢竟,印尼自己就是高度多樣化的東盟集團的成員,該組織強調的是“協商”和“一致”。

東盟方式肯定會令人感到無耐,但它對於實現妥協進而取得進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東盟作為一個整體有望到2030年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超過德國和日本。

今年的G20峰會要想取得任何進展,其成員尤其是G7國家就必須接受“協商”和“一致”。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看來,和平與穩定是它們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這些國家有理由擔心,G7沉迷於擊垮俄羅斯和遏制中國,將阻礙這一進程,阻礙疫情後的經濟復蘇,並削弱氣候行動。

從人口統計學角度看,要代表一個多樣化的、複雜的世界,G20是比G7更合理的組織。所以,後者必須更好地傾聽非G7夥伴的意見,並與之合作。這意味着,首先,它們要考慮自身政策的溢出效應,以應對烏克蘭戰爭造成的糧食和能源危機。儘管很難,但這意味着要去尋找與俄羅斯和中國等“戰略對手”合作的途徑。

“其他國家”無法強迫西方為它們的利益行事,但西方也無法忽視其他國家同時還保持着經濟和道德上的領導地位。今年在巴厘島舉行的G20峰會,就是西方國家決定未來朝哪個方向努力的一個關鍵機會。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The G20 in an Age of War”(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