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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玉柱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中國高速增長的歷史使命與新增長周期的政策空間

202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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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用過去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解決了19世紀以來國家“落後挨打”問題。自鴉片戰爭起,中國長期面臨民族存亡和民眾生存兩項重大現實問題,並在外部壓力下醞釀著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中國對於經濟發展問題的渴望出於國家和民眾生存的雙重考量。時至今日,高速增長已完成其歷史使命,新發展階段和新一輪增長周期需要匹配經濟增長的結構改革,綜合統籌群體公平、代際延續和氣候包容等多方面問題。

一、高速增長解決了困擾中國世紀之久的國家安全和民眾生存焦慮,已經完成其相應歷史使命。

建國後,中國開啟了獨立於世界體系的社會主義建設進程,初步建立起相對完善的工業基礎,但始終存在巨大安全危機感。從1964年起至改革開放前夕,中國開啟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三線建設”運動,大量工業生產設施被遷至內陸深處,以避免來自美蘇大國的戰爭威脅。長期以來,中國將改革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理解為不發生戰爭威脅,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正是基於“世界大戰打不起來”這一戰略判斷。可見,積貧積弱的中國對於安全威脅的感知長期影響着中國改革戰略的實施。

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40年高速增長時代,中國比任何時期都能夠更加深刻地感知國家實力對於維護和平的意義,強勁的經濟增長也使得中國對於世界和平發展的前景更加樂觀。世紀之交出現的南斯拉夫炸館事件和南海撞機事件,民眾表現出的不再是安全焦慮,而是更加希望中國軍隊予以堅決反擊,一個世紀以來的國家安全焦慮自此發生實質性轉變。另一方面,高速增長在最短時間內解決了民眾因絕對貧困導致的生存焦慮問題。高速增長進程中,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出口導向型產業大發展在較短時期內解決了農村富餘人口就業問題,通過農業人口、農村集體土地承包權在市場機制下獲得收入溢價,逐步解決貧困問題,並通過“脫貧攻堅”系列舉措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

二、新一輪增長需要適配經濟結構改期,以實現高質量發展。

經濟高速增長是解決收入絕對增長的重要歷史經驗總結,但在解決收入平衡問題上的弊端越發突出。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蹟始於差異化區域開放政策,以農村和區域發展失衡的“雙二元”結構為代價,其引發的收入分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容小覷。外循環模式下,出口導向型產業過度膨脹引發的國際貿易爭端和產業安全問題,正成為影響中國可持續增長的重要風險源。高速增長在解決中國發展面臨的重大戰略性問題中已退居次位,甚至本身成為重要的風險因素。

新發展階段,考慮到國內產業形態和人口結構等因素的結構性變化,高速增長對於解決發展不平衡等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已顯得極為低效。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需要充分考慮到高速增長的弊端,改革需首先考慮增長的群體公平、代際延續和氣候包容等因素。中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導致的相對貧困問題成為更為重要的改革要務,未來經濟增速需要適配中國經濟結構和社會經濟領域的改革。

三、新一輪長周期增長的改革空間和政策邏輯。

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是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這一矛盾的有效解決也是中國實現新一輪可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新發展格局下,區域、城鄉和群體之間發展失衡問題的解決將有助於持續釋放國內經濟發展潛能。

第一,要通過區域政策打破市場分割,形成產業鏈內部鏈接和循環體系,推動比較優勢導向的規模經濟向跨區域系統集成的範圍經濟發展轉型。傳統外循環模式下,國內產業發展以國際市場為依託,通過勞動力、土地和環境要素的價格扭曲,形成相應低端產業或單一生產環節規模化生產的優勢,而國內不同區域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產業協同和系統集成效應,甚至在地方利益驅動下形成同質化低端產業逐底競爭的市場分割格局。未來中國區域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是實現從粗放型規模經濟向高質量型範圍經濟的發展轉化,破除地方政府干預導致的要素市場扭曲,通過打破市場分割,發揮大市場產業鏈整合效應,推動實現規模經濟向範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範式轉變。

第二,優化財富分配關係,改善不同群體的消費動機,重構需求側改革的動力基礎。長期以來,國內龐大的內需市場潛力受到收入分配和福利政策供給失衡的抑制。因收入差距的存在,富人群體在特定消費領域慾望飽和,邊際消費效用顯著低於低收入群體。在該情形下,提升低收入群體的相對收入水平,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改善社會整體消費慾望,進而激活龐大的內需市場。中國社會福利領域的改革也顯著滯後於經濟改革領域,存在着巨大的改革空間。比如,普通城市退休職工可每月領取3000元甚至更高的退休金,但佔中國老年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人口僅能享受不足1/10的“農保”補貼。當前改革的焦點在於如何突破地方財政資源約束這一瓶頸問題,儘管困難重重,但改革始終處於有序推進中。202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邁出了破解“雙二元”結構的重要一步。此外,農村農業經營體制改革進入新發展階段,圍繞集體土地經營權推動的改革將賦予中國農民更多的財富權利。

第三,中國備有豐富且充足的改革工具箱。相比疫情期間西方國家通過量化寬鬆刺激復蘇的舉措,中國堅守嚴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有助於避免重走西方“赤字貨幣化”的不歸路。在應對財政短缺問題上,中國可從所有制層面,重新考慮國有企業股金和紅利的准財政屬性,研究外匯儲備資產用於國內福利化改革的政策路徑。在貨幣政策層面,已有學者提出在控制貨幣發行總量前提下,創新貨幣投放渠道。中國迄今仍在完善貨幣發行機制,近年央行在數字人民幣領域開展改革創新,可成為貨幣投放精準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產業政策領域,以產業鏈體系完善為導向的新型市場優勢正成為重塑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新綜合優勢,中國巨型市場效應將進一步顯現,並將日益改變市場主體預期和投資行為,當前出現的外資重新布局國內市場具有長期投資戰略的風向標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