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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茉楠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所首席研究員

建設中國大市場須打破制度性壁壘

20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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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閉幕的中共第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到二〇三五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並強調要“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這可謂具有雄心的遠景目標,但強大國內市場的最終形成還有賴於打破市場壁壘,破除阻礙國內國際市場有效暢通的制度性障礙。

中國提出“雙循環”發展戰略的重要背景是其多年來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陷入了“結構性陷阱”。自2001年底加入WTO,中國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實現了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是近年來,憑藉廉價勞動力和市場體制改革迅速提高全球市場份額的要素紅利和市場紅利有所衰減,剩餘勞動力減少、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加上全球保護主義大行其道,讓中國進一步提升全球市場份額的難度與日俱增,培育和激發中國自身超大規模市場的戰略意義更加突出。

目前看,中國已經具備建設超大規模市場的現實基礎。數據顯示,2019 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5.96萬億美元,而美國同期為6.22萬億美元。從進口規模看,中國也已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進口國,其進口規模佔全球比重已由2001年的3.8%升至2019年的10.8%,接近美國的12.3%。隨着中國經濟今年率先復蘇,消費品零售市場和進口規模均有望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對高質量產品與服務的消費能力增長迅速,跨國企業在中國消費市場的滲透率已經遠高於在其本土市場,中國超大市場規模對全球需求的外溢效應明顯上升。

作為人口規模、產業體系、資源稟賦、經濟體量、市場潛能等特徵鮮明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會繼續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來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成為逐步成熟的經濟體,這無疑也會讓全球其他經濟體受益。然而,要真正成為全球“超大規模市場”,並非僅僅依靠規模和體量。目前供需失調和國內市場不暢等因素仍制約着中國國內市場潛力的發揮。

首先,國民收入分配失衡是制約消費需求釋放的一個重要制度性因素。目前中國居民消費在GDP的佔比僅為39%,而美國、日本分別為68%和55%。中國國民的總儲蓄率約為44%,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27%及發達經濟體的23%。因此,要擴大消費需求,就要改變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

第二,國內統一大市場還存在諸多機制和要素流動壁壘。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中國地域廣闊,各地方政府多年來形成的“錦標賽式”競爭格局導致市場割裂,資源要素不能有效流動,也造成資源浪費與資源錯配。

第三,距離國際高標準規則還有較大差距。2018年以來,全球範圍內先後有《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日本-歐盟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美加墨三國協議》等超大型自貿協定簽署。這些協定具有全方位、多元化、高標準等特點,凸顯了原產地規則、知識產權保護、服務業開放、數字貿易、環保勞動、競爭政策和國有企業等方面的變革趨勢,對中國市場體系建設形成全新挑戰。

第四,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水平還有較大提升空間。中國的貿易自由化尚未完成,關稅距中高收入國家的應有水平還有不小差距,平均關稅更是發達國家的一倍以上。用新一輪多邊貿易規則衡量,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整體較低,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有待提升,同時還需要儘早加入政府採購協議。在營商環境和市場准入方面,國內規則和法律法規尚不完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政策透明性也有疑慮。中國還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更大力度地實施結構性改革,通過國內市場要素資源的高效配置打通國內國際市場政策堵點,以加快建設競爭有序的統一大市場。

目前,有關外商投資的新版負面清單正加快推進基礎設施、金融、通信、文化等服務領域擴大對外開放,這將為引入全球公平競爭、提高市場效率創造空間。未來的中國將加快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只有這樣才能將中國打造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超大規模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