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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雲 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全球單向依存迷思與美國未來的國際領導力

201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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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從9月1日起對剩餘的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徵稅,中國則迅速對美國的極限施壓做出應對。目前不少分析專註於新一輪美國關稅會對中國經濟和中美關係產生什麼影響,而筆者認為,除了關注中美雙邊框架,還需要思考為什麼雖然人們普遍認為美國自身經濟會受影響,特朗普還是最終決定加征第四輪關稅。

美國的全球單向依賴迷思

隨着經濟全球化,由於產業升級,發達國家把勞動密集型的中低端製造業轉移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中國等國家則通過加入WTO獲得市場,讓發達國家消費者享受到優質廉價的商品。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經濟全球化看上去還是皆大歡喜的。然而,金融危機的到來讓美國國內的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日益表面化,逆全球化聲音凸顯,政治民粹主義飆升。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內產生了利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不對稱,來改變美國吃虧的想法。

以中美關係為例,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認知基礎,從本質上說是認為中國在經濟上更加單向性地依賴於美國。美國認為,在貿易額上,中國對美出口大大高於美國對華出口;在高科技上,中國依賴美國而不是相反;在金融上,美國的全球霸權讓它有超乎尋常的懲罰和威懾手段。

事實上,美國的這種經濟高度單向依存於美國的認知並不局限於中美。其他主要經濟體對美國的不對稱依存所帶來的不對稱脆弱,也成為了美國的外交槓桿。以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問題框架協定為例,儘管歐洲國家設立了一個名為INTEX的交易平台,為的是繞過美元來維持同伊朗的商業往來,但很多歐洲公司擔心,美國會利用美元的全球霸權將它們排斥在全球資本之外。這種對美國二次制裁的恐懼讓這個框架到目前為止沒有發揮出實際作用,這反過來也加深了美國對全球經濟單向依存於美國的迷思。

未來的美國國際領導力

二戰結束後,美國憑藉絕對的軍事、經濟優勢,建立了一系列全球經濟機制。可以說,如果沒有美國的霸權,其領導力很難實現。到上世紀70年代,隨着日本和歐洲經濟的崛起,加上越南戰爭帶來的經濟後果,金本位制崩潰以及兩次石油危機衝擊,美國原有的霸權式領導已經不能滿足新的力量結構變化。1975年,G7機製成立,並在之後較長時間裡成為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實際起作用的政策協調和決策平台。儘管美國仍然實力超群,但其領導力已經從原來的霸權逐漸轉型為以單邊主義為基礎、以多邊協調為輔的領導力。

每當美國經濟出現困難或者其他國家地區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就會比較明顯。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日美貿易摩擦中,美國實際上採取了對日本單邊主義的政策,要求日本經濟進行結構性改革、日元升值、日方自動實施出口限制,而美國對自身經濟結構改革卻提及很少。90年代末的亞洲經濟危機中,美國同樣高調要求亞洲國家進行激烈的結構性改革。2008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後,美國對中國等國家的單邊主義要求也逐漸升溫。

美國對日本的高壓並沒有讓其變成美國想要的日本,日本通過擴大內需以及開拓美國以外的經濟聯繫,實際上相對減少了對美國的經濟依存度。美國對東南亞國家在金融危機中的高壓,同樣沒有讓它們成為美國心目中的理想國,東南亞通過地區一體化以及亞洲經濟區域化,也減少了對美經濟依存度。目前,日本和東南亞大部分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歐洲在新千年引入歐元,儘管在資本市場上歐元區尚無法與美元相提並論,但從長期來說,歐洲同樣也在相對減少對美依存。美國每一次單邊主義極限施壓,都在提醒世界警惕與美國不對稱依存的脆弱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也成為促使世界各國推動美國領導力向多邊主義轉型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