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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永定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前會長

中國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的平衡

2019-05-03

在2018年表現令人失望後,中國經濟似乎正在企穩。2019年第一季度GDP按年率計算增長6.4%,與上季度持平。工業生產增長則超出預期,按年率計算擴大了6.5%(3月份達到8.5%)。即使與美國的貿易戰還在繼續,但就連出口也有所增長,儘管幅度不大。

此外,固定資產投資增長6.3%,比上季度增加0.2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增長最快(11.8%),其次是製造業投資(4.6%)和基礎設施投資(4.4%)。一季度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不僅環比增長,同比也出現增長。與以往一樣,消費增長表現平穩。所有這些都激起人們對2019年中國經濟實現6-6.5%增長目標的信心。

多數中國經濟學家似乎對這個目標區間感到滿意。一種解釋是,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6-6.5%,所以也應當設置相應的目標。另一種解釋是,較低的增長率能為經濟提供更多的結構調整空間。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達到驚人的9.5%。之後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導致增長率從2008年第三季度的9.7%猛然降到2009年第二季度的6.6%。2008年11月推出4萬億人民幣(6400億美元)刺激計劃,很快使經濟出現強勁回升,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長速度達到12.1%。中國經濟持續下滑,部分原因是政府退出了刺激計劃。去年,中國GDP增長了6.6%。儘管如此,我們很難將周期性因素和外部衝擊與長期趨勢區分開來,並得出結論說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就是6-6.5%。

許多中國經濟學家提到長期供給側結構因素,像人口老齡化、環境惡化,以及改革進展乏力。他們認為中國只是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特徵是潛在增長率明顯降低。

也許確實如此。在中國,所有人都同意9-10%的年增長速度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並沒有確切的跡象顯示,中國的增長潛力究竟下降了多少。長期供給側結構因素並不能解釋,比方說,為什麼增長率從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下降到了2013年第三季度的7.4%。

不僅長期結構因素與經濟實際表現之間的因果關係鏈中存在着環節的缺失,而且,這些因素要用多長時間才能將GDP增速限制在某個特定水平,目前也還不清楚。事實上,就在20年前,同樣的長期因素也曾經被用來警告中國的GDP增長有可能下降。

鑒於中國經濟增長軌跡的複雜性,許多經濟學家似乎都是根據經濟表現來估算增長潛力。2012年第二季度以來——當時經濟增速降到8%以下——中國GDP增長每一次下降之後,都會有經濟學家出來宣稱這種表現與潛在的增長水平相符。

的確,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有各種各樣的估計,從5%到8%不等。但很難確定哪一種是可靠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大多數估計在推測長期趨勢時,都沒有充分考慮周期性因素。

此處的危險就在於,在對潛在增長水平估計過低的基礎上,制定出過低的增長目標,會導致經濟的實際增長放緩。對像中國這種規模的經濟體來說,即使一個百分點的差別,也會對社會福利產生巨大的影響。

許多經濟學家會反駁說,保守的增長目標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它可以給結構性調整創造空間。減少中國對房地產投資的過度依賴——這是經濟當中最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之一——並不一定要減緩固定投資的增長,更不用說減緩GDP增長了。GDP增長放慢並不是改善金融穩定的先決條件。

在我看來,由於沒人確切地知道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力求實現儘可能高的增長,只要不加劇通脹和阻礙結構調整。

確實,2019年第一季度的結果好於預期。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房地產投資強勁增長驅動的,它遲早會減弱,因為政府致力於讓中國的“房地產熱”降溫。而且,鑒於與美國的貿易關係仍然緊張,在 2019年剩餘時間裡,中國的出口表現存在着高度的不確定性。

要彌補房地產投資下降和出口疲軟,中國必須保持基礎設施投資的合理增長。為此,政府應該尋求加大支出(利用有利的財政狀況),同時輔以寬鬆的貨幣政策(趁通脹率較低)。

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看來,財政和貨幣擴張也許已經過時。他們堅持認為,必須把結構性調整放在首位。但它對提振2019年的中國經濟表現可能大有裨益,而且不妨礙結構性改革。挑戰就在於要取得適當的平衡。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Balancing Growth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China”(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