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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大偉 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席格爾亞洲研究中心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教授

美中貿易摩擦中的「阿根廷暫停」

201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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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近期在阿根廷舉行的晚宴會見,全球都抱有一定的期待,而這種期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報,雙方同意在一場日益升級的關稅大戰中實行暫時的關稅凍結。雖然這一協議給局勢帶來了暫時的緩和,中美兩國關係中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如故。

即便在中美關係的經濟領域,布宜諾斯艾利斯協議也僅僅為雙方提供了三個月時間。即特朗普同意暫不執行此前威脅的自2019年1月1日起把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商品徵收的關稅稅率由10%提高到25%,而中國應加大力度購買美國商品,同時雙方同意在這90天內就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展開進一步協商。

特朗普總統及其強硬派顧問們尋求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由國家主導的重商主義行業政策,同時迫使中國停止強制外國企業進行技術轉移、竊取知識產權、商業網絡盜竊、非關稅壁壘以及限制外國投資等政策。這些將是未來三個月中美雙邊協商要探討的議題,而中國很可能不會屈服於美國提出的任何一項條件。當中國經濟增速開始出現下滑跡象,同時還面臨著一系列其他行業性問題時,向美國低頭將從根本上破壞習近平的經濟發展模式和他的政治權力基礎。如果90天之後中美兩國就這些議題未能達成任何協議,美國將開始徵收懲罰性關稅(而中國也會出台報復性措施)。這又會給全球經濟帶來震動,並將中美關係鎖定在新冷戰旋渦。

特朗普及其團隊認為中國經濟背後的這些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才是癥結所在,這種想法並非錯誤,但他從習近平和中國那裡“索取”過度,以至於對方無法接受。雖然在中國官僚體系內部存在一些支持者,包括習近平的首席經濟戰略顧問劉鶴,他們呼籲進行全面改革來大幅轉變中國的重商主義經濟模式,同時大力開放中國依然相當封閉的國內經濟,並對金融和其他行業進行大規模改革,但這些人在北京依然屬於少數派。在中國觀察者中流傳的一個理論是,這些改革派背地裡希望特朗普施加的外部壓力可以給中國帶來改變。

這些改革派面對的是各種大型行業利益集團、黨派和國家官僚機構、部分省份以及習近平本人。所有這些在過去六年中建立起中國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並認為這對於中國而言是最佳的經濟模式。他們攜起手來系統性地破壞或拒不執行習近平自己在2013年11月召開的三中全會上宣布的漸進性改革全面措施。

雖然這部分人反對特朗普要求中國進行改革,但近幾個月他們也在考慮一些開放和改革措施。今年7月習近平在博鰲論壇上的講話揭示出中國願意改變的一些領域: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幅放寬市場准入;放寬銀行、保險、證券行業外資股比例限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進一步向外資開放製造業。然而,自從習近平做出這些承諾後,在允許更多外資參與服務和金融行業上,我們僅看到了極其微小的進展。

未來90天的協商將是賭注高昂的外交冒險政策。本文作者對於雙方取得大幅進展、達成協議表示悲觀,因為特朗普要的是從根本上破壞中國經濟的運行方式、習近平自身的權力基礎以及中國的未來願景。令本輪談判很可能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它的部分權力基礎建立在抵抗西方壓力上。這是根植在中共基因里的文化。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像習近平及其團隊會在特朗普的施壓手段下屈服。相反,中國國內將會出現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堅決抵抗美國霸權。此外,瀰漫在中國領導圈裡的一種超強自負感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傾向,這些領導人深信,美國已經開始步入衰落,而中國崛起成為全球主導性大國是歷史大勢所趨。

除了這些負面因素影響中美兩國達成經濟和解外,如果我們檢視美中關係中的很多其他領域,還會發現令人悲觀的理由。印太地區中美兩國間的戰略競爭正在加劇,美國國會對中國在美國國內的“影響力運作”愈發擔心,中美兩國的軍事敵對情緒也在升溫。這是一個充滿巨大負能量的組合,對於美中關係的未來而言實非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