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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羅奇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

解決美中衝突的議程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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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在即將到來的布宜諾斯艾利斯G20會議上,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將舉行備受期待的會晤。由於會晤前中美之間不斷相互指責,化解衝突已經非常具有緊迫性。其他選擇都會對雙方構成嚴重風險:不斷升級的貿易戰、冷戰,甚至一場熱戰。這些風險可以避免,但前提是兩國領導人願意做出原則性妥協。

無疑,這場嚴重衝突的醞釀由來已久。與美國說法相反的是,問題並不在於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逆差過大,而主要在於困擾雙方的宏觀經濟失衡:中國儲蓄太多,美國儲蓄太少。這種儲蓄差異引起的多邊貿易失衡是無法只靠雙邊努力來解決的。

2017年美國與世界102個國家有商品貿易逆差,而2016年中國與世界169個國家有貿易盈餘。對一個逆差國或順差國多邊失衡的某一部分進行擠壓,只會將之轉移給其他貿易夥伴。對美國來說,這會導致進口成本更高,其作用相當於給消費者加稅。對中國來說,這會增強它對其他市場的出口滲透。

把注意力集中在雙邊貿易失衡的罵戰忽略了這種可能性,即這是一場經典相互依賴的爭鬥。是的,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依賴美國作為其出口導向型經濟的主要外部需求來源。而美國需要從中國進口低成本商品,以便讓美國那些收入有限的消費者維持家計。美國還依賴中國作為美國國債的最大外國買家,為長期的政府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同時,作為美國第三大且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中國已經成為美國企業日益重要的需求來源。

相互依賴的框架很重要,因為它強調彼此共同解決和妥協。像人際關係一樣,經濟上的依賴會破壞穩定,並最終毀掉關係。當一方夥伴改變方式的時候,感覺受到輕視的另一方夥伴就會有激烈反應。

就現在的情況來說,中國是變革者。中國將增長模式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從出口轉向國內消費,從進口技術轉向自主創新。與此同時,中國還從儲蓄過剩轉向吸儲,所以,它不再有那麼多錢借給美國這個逆差夥伴國。

感到不適的美國覺得受到夥伴國的威脅,因為對方正在改變這種關係。雖然特朗普應對這些威脅遠比他的前任們積極,但無疑美國兩黨如今在對抗中國問題上已經達成了一致。

據2018年9月Axios進行的調查,80%的共和黨人——該黨長期以來最為支持自由貿易——認為提高關稅對美國是有益的。共和黨的主要人物,如副總統邁克·彭斯和前財長亨利·保爾森,都對與中國爆發新冷戰提出警告。而主要民主黨人也認為中國已經放棄了其負責任的全球利益攸關方角色。

在一個威脅與反威脅不斷升級的時代,妥協的必要性不可低估。即將到來的“特習會”提供了一個契機來重新定義衝突,使之成為世界兩大經濟體的戰略挑戰。在這裡可以考慮四種可能的途徑:

市場准入:經過十年的曲折談判,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取得突破的時刻近在眼前。雙方都需要做出讓步。BIT將提高兩國跨國公司在對方直接投資的所有權上限,取消中國有爭議的合資結構。美方一直堅稱——我認為並不正確——這種合資結構已經變成一種強制技術轉讓機制。BIT還可以擴大中國對美國註冊資產的所有權,從而挑戰近期通過的擴大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監管權的反華立法。

儲蓄:兩國都需要致力於負責任的宏觀經濟調整。美國需要增加儲蓄,扭轉去年不合時宜的大規模減稅對預算造成的不計後果的破壞。重建儲蓄,而不是關稅,是減少與中國或其他貿易夥伴逆差的最有效策略。而同時,中國需要降低儲蓄,將其巨大的資金池用於為國家社會保障網提供資金,這對消費主導型經濟的再平衡至關重要。

網絡安全:數字領域是信息時代戰場,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和習近平在2015年9月達成的協議顯然遠遠未能化解兩國在網絡間諜、黑客攻擊和破壞問題上的持續緊張。兩國應帶頭制定全球網絡協議,其中包括網絡入侵度量匯總、攻擊降低的目標,以及健全的爭端解決機制。

對話:兩位元首在北京和海湖莊園舉行會晤後再次聚首是大好事。那些會晤之後是更正式的接觸,如“戰略和經濟對話”。但這些努力都是插曲,表面浮華卻缺少實質內容。建立一個常設秘書處,在關鍵政策問題上(包括數據共享、合作研究和公私協商)進行全天候協作,會更有成效。

鑒於美中近來充滿爭議的事態,很難樂觀地認為有意義的突破馬上會到來。一個實質性議程應該被用來作為核對錶,檢驗特朗普和習近平可能達成的任何協議。全世界都在關注着。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An Agenda for Resolving the US-China Conflict”(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