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簡體繁體
【熱點話題】:貿易戰 朝鮮問題 特金會
中文英文中英對照
  • 秦曉 香港金融服務發展局成員

美國對華戰略轉向與中美貿易戰——觀察與判斷

2018-07-06

特朗普上台後全面調整對華戰略,從“合作-競爭”轉向“戰略競爭對手”。這一轉向獲得兩黨、朝野、政商的廣泛支持。在這個戰略下,中美經貿關係即刻呈現出緊張關係,貿易戰已開打且來勢迅猛。

中美之間有一定程度管控的有限貿易戰可能成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常態。這個預判基於兩個基本的事實:在利益層面,貿易不平衡作為結構性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根本解決,美方要價太高,中方難以照單全收;在規則層面,中國要在政府和市場關係的體制上做出重大調整,尚需更廣泛的社會共識和更強烈的改革意願。從另一方面講,雙方相互合作、滲透的深度廣度決定了相互的依賴性及破裂的代價,雙方都會把避免破裂作為底線。所以,更為可能的是邊打邊談的持久戰。中美“常態化的有限貿易戰”對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和全球經濟是一個重大的負面因素,儘管現在還很難從量上計算出它對兩國及全球經濟可能產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中美經貿的緊張關係,也是美國“美國優先”、“逆全球化”和摒棄WTO多邊貿易體制政策的組成部分,儘管多數經濟體希望維護WTO體制,重啟多邊貿易協定談判,但美國一意孤行,使再啟全球化進程胎死腹中。WTO前景堪憂,全球地緣政治和貿易格局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

商業利益和貿易規則是中美經貿兩個主要的爭議點。商業利益層面主要是貿易平衡和市場開放。中方對美順差,雙方統計有約1000億美元的差異。爭議還包括:中方在服務貿易上對美的逆差未被計算在內;中方順差是全球供應鏈的集合,其中中國增值比例極小;順差的組成部分還包括美國在華企業對美出口;美方限制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等等。所以,問題的產生主要緣於產業結構、生產成本及全球供應鏈。儘管如此,兩國貿易長期失衡,數額巨大,對兩國經貿關係,對兩國自身的經濟發展都會產生負面影響,難以持續。因此雙方政府介入,制訂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主動限止和配額制等,以改善失衡,是合理的、必須的。可行的方案應包括:首先確定再平均的合理目標,因為國際收支百分之百的平衡不現實,也不可能;確認影響美國逆差且美國自己可以替代的中國出口產品;擴大中國進口美國產品的品種,減少美國相關產品的出口管制並加強競爭性等。在這個基礎上可制訂出一個五年左右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使這一失衡找到一個新的平衡點。

在市場開放問題上,美方不是以WTO發達經濟體和欠發達經濟體的區別政策為規則,而是提出“對等”或“鏡像效果”,這顯然不具合理性。如果以此為規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不可能與任何一個欠發達經濟體維持現有的經貿關係。應當承認,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與進入WTO時相比較已發生重大變化,當時中國承諾的市場開放條件確應相應調整。漸進的擴大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自身的需要和既定的政策,雙方需要達成一致的只是開放程度和進度。

貿易規則問題,主要表現在中國“政府主導經濟模式”與美國和國際自由市場體制的碰撞。美國認為中國的這種模式破壞了市場價格體系和公平競爭的原則,這包括賦予國企承擔國家戰略、給予財政補貼和各種優惠政策、以技術轉讓為條件獲取市場准入、行政審批、行政壟斷等非市場體制的制度安排。此外,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司法獨立公正、勞工權利保護、環保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會影響外資在華的權益保護,需要進一步改善。

“政府主導經濟”是戰後日本採用的經濟體制,即由政府運用產業政策選擇對工業化有帶動作用、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通過稅收及進出口政策予以扶持,加速工業化,加強與自由市場體制的競爭力。這個政策造就了日本和東亞經濟增長奇蹟,也釀造了上世紀8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在此之後,日本等東亞國家摒棄了這種模式,重建自由市場體制。中國上世紀80年代末開啟了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以威權填補法治的缺位、以“看得見的手”培育“看不見的手”、將經濟增長置於效益公平之上成為天然合理的路徑依賴。實踐證明,這種模式的選擇儘管存在某種合理性,但其內生問題會埋下通向市場體制的陷阱,包括利益集團的形成、尋租和貪腐,市場價格和資源配置扭曲,威權對法治的替代等。對此,國內一直對此存在質疑和批評。由於中國經濟體量變大,國際化程度提高,使得“中國模式”產生的外部性成為國際市場的問題。我認為對“中國模式”的評估應去意識形態化,借鑒東亞教訓,以中國當下經濟和社會現實及中國國際化的戰略為判定基礎,堅持十八大三中全會關於“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因素”的論斷,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革,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既適應中國的國情,又能為國際經濟秩序所容納。國企體制改革可以作為一個突破點,依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第一步先將國企劃分為國家戰略意義和商業性兩種類型。對前者,政府可以給予相關的政策支持,但在國際市場中只做財務性投資;對後者大力實施混改,取消一切政府補貼和保護,減持政府持股比例,實施管理層的市場化激勵,支持其進入國際市場參與競爭,以此帶動全面深化的體制改革。

中美貿易衝突事關重大,應妥善應對。首先要避免雙方對抗螺旋式升級和擴展到地緣政治、軍事、文化、科技、人員交流等非經濟領域;二是在雙方爭議的問題上確定一個建設性的合理均衡點,包括貿易順差、市場開放、制度建設等;三是廣泛團結大多數經濟體,維護和再造全球貿易多邊體制;四是推進中國自身體制改革,調整政府與市場關係,重塑中國經濟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