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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中國的未來產業創新之爭

2017-03-10

按特朗普政府的說法,2008年經濟衰退後,美國工人和企業界損失了30萬個製造業工作,經歷了二戰以來最緩慢的經濟復蘇。因此,特朗普總統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帶回就業與增長”。

為讓經濟回到正軌,白宮計劃未來十年在美國創造2500萬個新就業,讓經濟年增長率恢復到4%。相比之下,中國近期推出的五年計劃是基於先進制造業和創新能力的快速發展。

最奇怪的是,美國所關注的是哪一類產業政策,這通常是欠發達國家的做法,而中國着眼於創新戰略,這通常是相對富裕國家的主科。結果又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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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中期產業目標

尋求振興美國出口並非特朗普政府首創。“我們將使我們的出口五年之內翻一番,這一增長將支持200萬個美國就業機會,”奧巴馬總統2010年在他的第一個國情咨文中說。由於奧巴馬的“國家出口計劃”讓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對保護主義和貿易摩擦的擔憂增加,該計劃與奧巴馬其他遺產一道最終不了了之。

如今,全球每年出口總額接近18萬億美元,其中近一半來自8個出口巨頭,包括歐盟(2.3萬億美元)、中國(2萬億美元)、美國(1.5萬億美元)和日本(6000億美元),其後還有韓國、香港、荷蘭和意大利。

為大幅度提升美國的出口實力,特朗普挑選哈佛培養的經濟學家彼得·納瓦羅執掌白宮新成立的國家貿易委員會(NTC)。現在,納瓦羅的工作是監督產業政策,而把矛頭對準貿易逆差則是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貿易保護主義鋪路。

納瓦羅是共和黨幕後人士,他曾經是小布殊總統的顧問,也曾為米特·羅姆尼失敗的競選活動出謀劃策。正如我在三年前所警告的,納瓦羅和特朗普的另一位貿易顧問——紐柯公司前CEO丹·迪米科不僅代表了貿易保護主義,而且他們力圖使反華偏見在美國成為主流。在這個過程中,特朗普的指令有一個關鍵執行人,即億萬富翁威爾伯·羅斯。此人是一位破產專家,其財富來自破產的美國公司和離岸外包工作。

直到前不久,新產業政策的啟動範圍仍相對較小,影響相對有限。相反,如果大範圍實施起來,其影響可能是巨大的、發泄式的(但由於生產率下降,經濟增長不會更快而是會更慢),通貨膨脹將上升,貿易夥伴進行報復,股價將下跌。這在歷史上有過先例。193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大幅提高外國進口產品的成本。開始的時候似乎有效,但很快遭到其他國家報復。

中國中期產業與創新政策

發達國家經濟陷入停滯,並且拒絕必要的變革,與此同時中國正在進行更廣泛的結構改革,向由創新驅動發展推動的新產業邁進。

從最近在北京召開的“兩會”可以看出,新的五年規劃藍圖納入許多近來與技術有關的倡議,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SEI)”、“創新2030”、“互聯網+”,以及“中國製造2025”。

中國如今正採用優先技術,如“物聯網”、“大數據”和智能製造,朝更高的生產價值鏈和若干關鍵領域進發。列入優先技術的有75項,比上個規劃多了近60項。以機械人為例,2015年,日本仍然是工業機械人製造業霸主,產量佔全球的60%,而到2016年底,中國機械人年產量達到10萬台,五年內增加兩倍。

在這一進程中,先進制造業、現代化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佔中國GDP的比重將明顯上升。研發經費佔GDP的比重將達創紀錄水平(2.5%),以資助科技領域的研究開發。將制訂科學技術規劃,建立一流國家科學中心和技術創新中心,幫助培養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端創新企業。

2010年的時候,中國研發經費佔GDP的份額還相對較低(1.6%)。到2020年,這一數字將超過歐盟平均水平,與大多數發達國家相當(2.5%),接近美國的水平(2.7%)。

創新領導權之爭

西歐和日本受到重創後,在其他主要發達國家重建和復蘇前,是美國的出口主導着世界經濟。從歷史上看,美國在全球製造業附加值中所佔份額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29%下降到2015年的19%。資產泡沫破滅以來,日本在全球製造業的份額跌至第三位,約佔7%。同期德國出口份額幾乎減半,目前不足6%,雖然歐洲主權信用危機讓德國相對獲益。

發達國家出口份額下降,反映的是大型新興經濟體製造業活動的迅猛增加,尤其是中國在2010年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的製造國。

結果是,過去1/4個世紀里,製造業就業在多數製造大國出現下降,但在許多大型新興經濟體卻上升了。鑒於新興經濟體的低成本優勢,以及80年代中期美國技術部門興起離岸外包,發達國家更願意多關注它們有競爭優勢的高附加值領域。

美國現在選擇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產業政策,實際上,它的結果可能是促使美國創新的相對退化長期化,從而進一步使美國民用和軍工產業創新的相對衰落長期化。

最近有研究表明,美國的全球創新領導力持續徘徊,有停滯危險。儘管仍是世界上最有創新力的國家,但美國的防務領先不再十拿九穩,已現頹勢。由於防務創新約佔美國全部創新的一半,其衰落不僅影響軍事創新與能力,也影響整個商業創新和美國的競爭力。

進入下一個十年會是什麼結果?

與奧巴馬相反,特朗普希望通過實施“有利於增長的稅制改革”來促進美國經濟增長,通過重談或拒絕貿易協定“讓高收入工作崗位回到本土,支持作為我們經濟支柱的美國製造業”。他的願望是釋放經濟增長,創造2500萬個新就業。

但現實情況是,依賴新的政策工具(減稅、大量放鬆管制、新能源出口),可能會在短期內提振美國經濟,但長期情況將更趨惡化(收入兩極分化加劇、誤導性放鬆管制帶來社會成本、大規模頁岩開採導致環境危害)。持續高速增長的景象幾乎不可能再現了,大規模增加就業也是一樣。

矛盾的是,特朗普政府似乎只想在次優領域取得進展,這種進展是暫時而渺小的。對前途無量的競爭創新領域有可能出現的進步,它卻視而不見。

果真如此,那麼中國不僅註定得益於自身世紀大改革的加速,也將得益於美國的政策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