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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鍾偉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對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期待

2017-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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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當選和就職以來,其外交內政引發了許多爭議,給全球治理和世界經濟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然其作為成功商人的背景以及競選時和就職演講中所表達的實用主義甚至孤立主義政策主張,令我對他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美中經濟交往仍懷有期待。下面是我傾向於認為美中最終會選擇理性互利道路的五點分析。

一、特朗普及其團隊具有強烈的現實和功利色彩,這使得摩擦之後的妥協成為可能。

特朗普圍繞“美國優先”的政策設想,似乎試圖修改已有國際規則並使之更有利於美國,並且不太在意對他國的利益損害。但如果損人利已蛻變為損人不利己,特朗普還會繼續其要價嗎?與此同時,中國並沒有對二戰之後的國際秩序有太多抱怨,而是在努力維持,同時中國也並沒有在全球治理中有咄咄逼人的擴張之勢,只是擔憂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個功利保守的美國,以及一個無意修改既有國際規制基本框架的中國,雙方似乎更有可能在美國逐漸審視和修補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進程中,以務實態度重新劃定利益分割和角色扮演。

二、特朗普被認為對美中貿易關係持強硬態度,從功利視角看,美方從美中經貿中獲益甚大,而非受損巨大。

許多人可能關注到了美中貿易失衡,但很有可能忽視了中國將大量國際收支順差投資於美國國債及其他金融資產,同時美國經常賬戶收支逆差已顯著改善到可持續的水平。在特朗普就職後,很快簽署了美國退出TPP協議的總統令,其對NAFTA、對墨西哥和中國的貿易政策究竟會怎麼走?雖然美歐日聯手,避免兌現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協議義務,但這同時也意味着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一定程度上既損害自身國家信用,也損害主要由其制定的全球貿易秩序。冷戰結束之後,全球化生產協作的深度決定了貿易失衡的調節必須非常謹慎,如果輕易挑起全面貿易摩擦,對美中乃至全球經濟都可能代價沉重。美國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已經從次貸危機時一度佔GDP的10%,大幅改善到佔GDP大約3%的可持續水平。這一點特朗普不可能視而不見,同時中國也日益成為美國金融、地產和實業的重要投資來源國。特朗普也許會在強硬和試錯之中,逐漸意識到中國雖然得益於全球化和美中貿易,但在貿易價值鏈的瓜分上看,美國跨國公司和消費者可能獲益更多,從而在短期振蕩之後探尋與中國經貿關係的重新平衡。

三、特朗普強調美國製造業和創造就業崗位的重要性,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向前看,而不是倒退。

任何一國的再工業化,都不能不從科技和創新當中尋找新產業新機遇。中國政府清醒地意識到了產業遷徙和跨區域合作的不可避免,較早地提出“騰籠換鳥”,新近則強調“一帶一路”戰略。特朗普及其團隊也會有足夠智慧向前看,讓高科技重構製造業。全球製造業會有一些迴流美國,但深度廣度很有限。美中事實上都會面臨持續的製造業就業崗位消退潮,都面臨著製造業如何繼續創新升級的挑戰。

四、特朗普強調基建和減稅,這些舉措所需要的配套政策和實施能力錯綜複雜,中國有能力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朗普的基建和減稅主張面臨擴大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和籌集龐大資金的壓力。很不幸,全球主要國家的外匯儲備都在逐漸減少,中國官方外儲在過去兩年半已減少了1萬億美元。特朗普政府可能需要主要國際收支盈餘國和國際投資者將資本投向美國。儘管日本已表達了向美國基建投資的興趣,但從全球範圍看,或許只有中國具有為大國建設現代基礎設施的資金、技術、設備、人力以及運營管理能力。今天中國的基建能力,特朗普不會視而不見。

五、中國致力於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無意取代和扮演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特朗普最終可能會意識到,中國崛起無礙美國的偉大,美中之間能夠塑造新型大國關係。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關注到了中國崛起,但如何理解和判斷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和取向,對此可能存在焦慮感。中國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定力,更多地是注重自身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三重轉型,並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作為新型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巨大影響。但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屈辱的近代史使得中國一直在努力維持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努力推動全球化和開放共享,而絕非國強必霸。特朗普不難觀察到中國的言行一致,以及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發揮的穩定、持續、建設性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和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

特朗普就職以來,已經以其密集的總統令,傳遞了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行動力和緊迫感,這些政策在美國和國際社會都引發了高度關注。我認為,美中作為21世紀最重要的兩個大國,可以做到“美國夢”和“中國夢”的並行不悖和相安無事。只要雙方正視而不誇大激化分歧,挖掘而不漠視共同利益,就能和而不同,走向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