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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相互確保繁榮」原則

2017-02-16

英國首相特雷薩·梅1月下旬到訪白宮,成為與剛剛就職的特朗普總統會面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延續以往傳統,她使用了兩國之間的“特殊關係”這個由來已久的措辭,它是溫斯頓·丘吉爾1946年在密蘇里州威斯特敏斯特學院發表《和平砥柱》演講的時候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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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賓夕法尼亞大道白宮和國會山中間的舊郵政大廈前,美國首任外交官和郵政大臣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標誌性塑像迎接着往來的遊客。這座地標性建築現在已成為在華盛頓熠熠生輝的特朗普國際酒店大廈。

儘管隨着清教徒和殖民者紛至沓來,這種關係存續了幾個世紀,但從更廣更全面的史學角度看,當代熱情的親戚關係語境,掩飾了兩國存在的緊張關係,也就是戰爭。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回憶錄《創世親歷記》(1969)中寫道,美國與英軍在獨立戰爭和1812年戰爭中兵戎相見的時候,兩國關係並不“親密無間”。當然,艾奇遜表示:“我們把英國當作敵人和它開戰,與我們把它當作盟友和它並肩作戰,是一樣多的。”在這裡,值得提一提美國的另一個特殊關係:與中國的關係。

除了術有專攻的政界和學界知識分子,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向來是一種在很大程度上互惠互利,然而卻充滿誤解的關係,也是一種常常被美國的歐洲中心世界觀所掩蓋的關係。可是,這種關係不僅改善了成百上千萬人的生活質量,還把成百上千萬人從赤貧狀態下解救了出來。

今天,這種互惠互利關係對兩國而言都是最為重要的,而且自從17世紀以來,大多數時間裡這一關係都相當和諧。為此值得從正反兩面來看這段歷史,如此才更好地理解這種密切關係,並在美中關係的不斷演進中重塑一個更加和平與互利的未來。

中國貿易

17世紀的美國確實有過“中國風”,但當時對華直接貿易受到英國議會《1651年航海法案》的限制。(該法案要求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所有貿易必須由殖民地船隻運輸,其巨大影響導致了1652年英荷戰爭)。直到《1783年巴黎條約》簽署後,愛國的戰爭財政專家羅伯特·莫里斯才決定創建新美利堅共和國與中國的貿易,“以鼓勵其他人從事商業冒險”。1784年2月22日,為慶賀喬治·華盛頓的生日,莫里斯與合作夥伴派出武裝民船“中國皇后號”。這艘船離開紐約港,前往廣東(廣州)。當時對共和國來說,此次航行不啻為結構變革,它摒棄了美國對聯合王國的商業臣服,開啟了與中央王國的新關係。

美國開國一代人崇拜中國傳奇般的存在、它的文學文化以及利用古代絲綢之路進行的商業往來。本傑明·富蘭克林是在倫敦參與茶稅爭端談判的第一位美國外交官,他寫道:“如果不是英國直接拿走殖民地的錢的話,殖民地很樂意承擔對茶和其他東西徵收的薄稅,否則會造成失業和不滿。”他強調這是“獨立戰爭的主要原因”,也是波士頓茶黨和約克、緬因、查爾斯頓、南卡羅來納發生多起相似衝突的主要原因。

擺脫了英國重商主義政策的羈絆,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大大擴展。美國殖民地生活中充斥着中國茶葉、絲綢、陶瓷、壁紙、中國齊彭代爾式傢具及其他產品。此外,後殖民時代的美國還試圖模仿中國式富裕,波士頓、紐約、費城、安納波利斯、查爾斯頓的中產階級培育起了飲茶的社會經濟文化。

那些嘲笑中國今天生產的所有商品,認為這是中國人獨特發明的美國人,應該被寬恕。事實上,那是美國兩兄弟的點子,目的是打入美國中產階級市場。納撒尼爾·卡恩和弗雷德里克·卡恩專門進口法國奢侈品賣給美國富人(想想香奈爾或愛馬仕吧),但19世紀30年代中產階級的出現使兩兄弟意識到,這些潛在的第三類消費者雖不富有,卻也擁有若干可支配收入(想想麥克高仕和蔻馳吧)。用現在的術語說就是“輕奢”。於是他們把從法國弄來的一些奢侈品送到中國工匠那裡,這樣一來,產品的製造成本會低很多。一俟產品仿造成功,他們就成批量進口到美國,山寨品就這麼產生了。儘管如此,擁有和收集所有來自中國的東西,正說明美國殖民地仰慕中國或中國的一切。

植入新文明

在美國進口的所有東西里,沒有一樣像茶葉那麼重要。18世紀最後25年里,美國每年消費超過10億杯茶,差不多是每人每天兩杯。習慣喝茶的弗蘭克林估計,18世紀後半期,“上百萬美國人每天要喝兩次茶”,要麼是上午在家喝,要麼是下午交際的時候或者晚餐以後喝。

喬治·華盛頓和弗蘭克林一樣,也對中國茶情有獨鍾。在務農和當測量員的空閑時間裡,華盛頓在他的弗農山莊對別人給他的“中國種子”開花作了詳細記錄。他也喜歡中國瓷器。為擺脫對英國進口品的商業依賴,本傑明·拉什醫生還試圖在費城建立一個“瓷器工廠”,好讓它為“美國服務”。

托馬斯·傑斐遜也研究過中國園藝和建築設計,為他在蒙蒂塞洛的家所用。他不僅欣賞“物品僅被用來裝飾”的園藝,其蒙蒂塞洛宅第圓屋頂下方的欄杆及四周的走道,也混合了羅馬和中式設計。對世俗的傑斐遜來說,將東西方文化中最好的部分結合起來,創造一個新的美式文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儒家共和國

儘管交易的都是消費品,但中國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商品。這個中央王國也輸出了高度發達的文化。本傑明·弗蘭克林行事就像一名儒家弟子,他在自己的周報《賓夕法尼亞公報》上推廣中國的道德哲學。這位殖民地聖人向讀者解釋,儒家原則如何能給美國提供一個“快樂繁榮之帝國”的框架。這位美國首位漢學家還論述說,“中國乃古老和高度文明之國度”,美國人可以向中國學習,形成自己的共和文明。另一位多產的國父托馬斯·潘恩在《理性時代》(1794)一書中把孔子和基督聯繫在一起,認為中國人是“態度溫和、品行良好的人民”。

弗蘭克林痴迷於古代哲學的變革力量,他進而通過他的“費城美國哲學學會”宣傳中國的作用和他對中國的仰慕。學會秘書查爾斯·湯姆森(後來成為大陸會議秘書)對兩個國家進行比較時稱,費城“位於北緯40度,與中國北京很像,”相似的土壤和氣候有助於這座城市“按照我們最熱切的期望繁榮發展”。這位秘書還說,“這個國家的改善會大大超過”那些“人們已有的預期”。如果我們“有幸引入中國的工業、他們的生活藝術、他們對畜牧業的改良,以及他們的原生植物,那麼美國早晚會變得與中國一樣人口眾多。中國與世界上同樣面積的其他國家相比,能養活更多的人口。”當時中國人口大約為3億,而美國殖民地只有區區200萬。

弗蘭克林這位費城學會的創辦者總結說,中國是一個榜樣,希望“美國有朝一日能擁有像中國一樣多的產業財富。”

貿易聯結人民

與中國古代絲綢之路傳說的僧侶和商人一樣,殖民地美國的清教徒和殖民者在追求精神快樂和物質財富方面同樣是並駕齊驅。美國“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立國箴言所代表的理論框架,與新共和國精神當中經濟、政治、靈性三位一體是相對應的。通過三者的結合,傑斐遜和其他開明建國者們在1776年建立了共和國。他們尋求團結與繁榮的潛在力量就是貿易與商業。

受清教徒和殖民者的經驗啟發,美國《憲法》這份神聖的文件中鄭重寫入“商業條款”,以團結這個多元的國家。這一條款授權國會“管制同外國的、各州之間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業”。

建立對華貿易關係是這個商業共和國由來已久的願景,因為開國一代希望擺脫英國的束縛。不過,英國殖民者的弗吉尼亞憲章也是一份有趣的文件,尤其它涉及了與中國開展貿易的戰略目標。這份文件命令沿詹姆士河向“西北太平洋地區”(譯註:指美國西北部地區和加拿大的西南部地區)航行,尋找“前往中國的捷徑”。

身為第三任總統的傑斐遜曾派出劉易斯與克拉克遠征隊,尋找前往中國的航路。給遠征隊的命令顯然表明,穿過剛剛通過“路易斯安那購地”得來的地區和“西北太平洋地區”,尋找直達太平洋海岸的通道,是出於“商業目的”。

互惠互利關係

與英美“特殊關係”的跌宕起伏一樣,無論有沒有特朗普總統的“貿易戰”言論和對中國的抨擊,為了兩國更大的利益,不斷發展的中美商業關係仍然是欣欣向榮的。

白宮貿易代表辦公室估計,2015年,中國是美國最大商品貿易夥伴,是美國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場。同年,僅艾奧瓦一個州就向中國出口了價值14億美元的農產品。近年來,中國國有企業在堪薩斯、俄亥俄、弗吉尼亞和其他州都有投資。

在全美大學校園和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基礎教育場所,已有超過450家孔子學院,每個州都有4家以上。通過中國學生和文化交流項目,眾多美國教育機構從經濟上獲益,這對當地經濟的其他部門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州長們和國會領導人都意識到,對他們的州和選區來說,雙贏總比特朗普總統提出對中國進口產品加征關稅好,後者可能帶來負面結果,還可能招致中國領導人的報復。這些情緒清楚地反映了州長和國會領導人的趨同,也呼應了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聲明,即“貿易戰沒有贏家”。

特朗普總統實施其“美國優先”政策,一開始就是退出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的12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同時將對中國和其他國家採取雙邊路徑。抨擊中國的政策為選舉政治提供了一種方便的敘事手段,不過人們很難相信,特朗普總統及其側近人士會不了解中國與它給商業共和國的建立帶來的影響之間的完整連繫,他們會不了解隨之而來的“相互確保繁榮”(與冷戰時期出名的、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表述的“相互確保摧毀”正好相反)。

在這裡,真正的諷刺是當特朗普批評中國及其政策時,他與北京的兩家大國有企業都有商業往來。他的貸款來自中國銀行,他的特朗普大廈的房間出租給了中國工商銀行,這是他最大的寫字樓租戶,是他眼裡的“很棒的”客戶。

往日只是序曲

安東尼·斯卡拉姆齊是美國的金融家,被提名出任白宮公共聯絡及政府事務主任,他在代表特朗普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時把美國描述為“自由貿易”使者。他參加了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的首次演講,對中國的商業願景和全球拓展戰略有了更多了解。而美國顯然正在“美國優先”計劃下退出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他隨後表示,特朗普總統希望“與中國人有良好關係”,並最終在台灣、朝鮮、南海等其他爭議性問題的更廣泛框架內“達成對稱”。

要想預測特朗普總統和他的政策立場是很難的。但就這一點,我們知道,在特朗普的白宮,他的富人顧問和內閣成員圈子基本上是一個互為對手的團隊,其中包括對華友好的被委任為駐北京大使的艾奧瓦州州長特里·布蘭斯塔德,以及一個由企業和金融大佬組成的“廚房內閣”,其中為首的是美國億萬富翁、投資家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他在中國國企和共產黨內部人脈極廣。

就現在來說,人們只能希望多變且充滿敵意的“頭條新聞”運動最終讓位於歷史上被遺忘的“大趨勢”,這一趨勢指向互利而“對稱”的中美關係。

全文摘譯自:帕特里克·孟迪斯(Patrick Mendis)最新出版的《和平的戰爭:中國夢和美國天命如何創造太平洋的新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