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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齊思源 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訪問學者

中國新常態:全球增長不可缺的火車頭

2016-03-07

中國股市持續動蕩後,專家們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經濟在個位數增長下軟着陸,是“中央王國”作為磁石吸引全球投資商和生產商時代的終結。一些人甚至把這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世界最大經濟體看成經濟即將崩盤的“泥足巨人”。把中國經濟失調與習近平威權統治聯繫起來的民粹主義者甚至辯稱:“中國模式”已經山窮水盡,中共很快會因為自己的集權政策而面臨社會反彈。然而相反,根據主流報告,中國經濟的徵兆絕非不祥。中國經濟正向增速較低的“新常態”過渡,同時中國仍在繼續增加全球產品的供應。每年,中國新增GDP就等於一個土耳其的GDP。這種巨大貢獻證實了中國官方的立場,即這個世界人口最多國家仍是全球經濟不可缺少的火車頭,它擁有眾多吸引資金、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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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糾正對中國經濟的錯誤認識,就有必要以著述豐富的發展經濟學提出的核心增長要素為指導:1、收益遞減;2、人口動態;3、貿易增長;4、創新/熊彼特動態。

與上述支配性主題相關的,是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生產基地多樣化,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移,以及人力資本的長期形成——這是顛覆性創新的核心支柱。

由於生產基地顯著擴大,中國無疑正經受難以避免的收益遞減影響。同時,中國人口增長停滯,它的“人口紅利”也在逐漸消失。儘管如此,中國的創新和草根創業仍在快速進步。在貿易層面,中國正從(2001年加入WTO後)利用廉價勞動力和在知識產權體系中搭便車,過渡成為更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並且在價值鏈上進階。

由於出口增長來源枯竭,中國果斷採取行動,通過研發投入提升創新力(到2030年中國研發支出將超過歐盟和美國的總和),合法收購提供技術轉讓的外國公司,並制定中心戰略使經濟從“人口紅利”向人力資本紅利過渡,從勞動力的“量”轉向勞動力的“質”。

如果最近全球環境峰會上中國的行動是一個可玩味的案例,那麼它是一個好信號,表明中國立志在世界經濟復蘇的艱難時期推進痛苦的國內改革,雖然知道它的經濟會遭受巨大外來衝擊。

“收益遞減法則”與“新絲綢之路”

像蘋果無法對抗地心引力一樣,經濟也無法對抗收益遞減鐵律,除非遇上現代普羅米修斯,或通過技術創新形成新的經濟生產可能,用經濟術語來說就是“內生性增長”。

回到現代經濟學的淵源。現代經濟學鼻祖如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都發現,生產與生產要素之間總是存在一種不可分割的實證關係。簡單說就是,向一個地方增加更多工人,會導致產量增長,但這種增長在達到某個點之後便會衰減。用現代宏觀經濟學來表述,收益遞減法則也反映在發展中國家(平均)增長較快,而發達國家(平均)增長較慢。

所以,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的增長速度,會遠遠低於人均5000美元的時候。這被(部分)歸因於“產能過剩”,所以,中國決策層正尋求通過投資海外(特別是通過“一帶一路”),來獲取更高的回報。

二戰結束時,美國也面臨同樣的經濟困局。當時,美國經濟中的大規模公共投資和愛國狂熱必須向新模式過渡,同時要開拓全球市場。這一策略是由“馬歇爾計劃”進行戰略性推動。

“人口紅利”的終結

促進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要素是人口。當一國建立了基本制度來生產人力資本,管理稅收和資源在經濟上的分配,人口的增長就會帶動經濟增長,反之,人口減少就會阻礙總體經濟增長。確實像人們常說的,中國在沒有變富之前就先變老了,而這也會是導致經濟出現低速增長的一個相關因素。隨着中國人口近年只有微幅增長,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似過去那樣強大。作為一個極端例子,日本(當然比中國富得多)由於出生率低正在經歷經濟衰退。中國監管者已經在反思控制人口的經濟層面問題,而且30年來首次把獨生子女政策放寬為“二胎政策”。

預測新規則下人口趨勢對中國經濟總量的確切影響,還為時過早。然而人口趨勢的影響,對當前中國經濟軟着陸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流向中國大城市的農村貧困勞動力池正無情地枯竭。這在中國沿海富裕地區非常明顯。但在中國二、三線城市,貧困的農村人口仍大量存在。 “絲綢之路”計劃將使中國西部地區貿易更加充滿活力,也會使這些人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柱之一,至少中期來說如此。這種希望體現在中國西部特大城市政府投資的增加,如成都、重慶和西安。

中國的政治經濟:國家與個體創業者

中國是一種特殊“動物”,既有無所不能的“列寧主義”政黨,也有混合而繁榮的私人經濟。在中石化和國家電網這樣的國營企業坐擁萬億資產的同時,阿里巴巴、騰訊和小米這類私人公司也在以驚人速度擴張。中國社會獨特的內生創業能力,產生出了取得前所未有商業成功的創新型高科技公司。也許,這說明中國被許多“卡姍德拉式”預言家給低估了。

如同清華大學教授劉鷹在她最近新書中的精彩描述,中國的技術革命與創業革命,正使過去地理偏遠的窮困鄉村飛速轉變,使它們成為與國內和世界經濟相連的充滿活力的地方。這種獨特的中國式“創新創業”,也就是劉教授認為構成“阿里巴巴模式”的創新與創業的融合,是將來改寫全球經濟商業規則宏圖的第一步,因為它實現了小規模但卻更加有效的生產。其他像海爾這樣的公司投資於顛覆性技術,如3D打印和物聯網。中國政府還推動與德國的雙邊協定,吸引大量德國技術,以實現21世紀中國的產業升級。

中國新經濟的興起證明,一國不僅可以得益於“後發優勢”,在某領域也可以引領技術革命。無疑,中國領導人看來已經認識到創新創業對中國經濟生態系統的重要影響,並開始大力宣傳“創新創業”理念。去年,李克強總理考察毗鄰北大、清華的中國硅谷北京中關村,這種高調的公眾外交式考察,旨在促進社會對草根創新創業的興趣。這確實是可以讓中國寄予很大希望的領域,專家認為,從中國經濟變量的長期趨勢看,必須對這一方面多加關注。

“人力資本紅利”

最後且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力資本積累。顯而易見但卻被忽視的是,中國也許是僅次於美國的、唯一仍然在擴充高級人力資本規模的國家。中國古典文學中就有“人力資本”的概念,它驅動經濟的增長。一國教育能力,或(通過移民)吸引人才的能力,是強化增長的核心變量。未來學家加來道雄曾經簡要地把H1B簽證稱為美國的最高秘密武器,因為它是外國出生的科學家和管理者持有的簽證, 它為美國帶來顛覆性創新和諾貝爾獎。

反腐運動的影響

中國政治經濟的部分特殊性,是近年習近平主席領導的大規模反腐敗運動。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影響了中國的非貿易部門,明顯限制了經濟中的揮霍性消費,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輕率的公共採購。雖然沒有公開發表的經濟計量研究,對反腐運動給中國GDP增長帶來的經濟影響進行評估,但若說影響不大,本作者會覺得不可思議。中短期內,這場運動會對GDP產生不利影響,但從長期看,它的回報會是非常積極的,因為它將使中國節約資源,產出分配也會更高效。

地緣經濟及剩餘因素

總之,對中國經濟的綜合評價必須遠離眾多未經核實的因素,或許還需要把其他因素簡單化。比如,與中國未來有關的大宗商品價格處於歷史低位(部分但並非全部是因為中國經濟低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趨勢會持續,但中國可以在經濟上更有效地利用資源,並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獲得更高收益。

目前,美國與中國之間除了在地緣經濟上鬥法,雙方還通過區域協定實施戰略性貿易策略,這也會影響中國的貿易與增長。美國許多新保守主義者主張更多強調“遏制”因素,來對沖美國對中國的“克制與接觸”政策,並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將削弱北京在亞太地區的自以為是。但中美經濟關係走向政治化,會成為華盛頓與北京戰略接觸的不利因素,所以必須仍然是邊緣方案。

中國制度的特殊性和它的規模,總是容易讓人在分析中國經濟時流於簡單。中國並沒有垮,但是也不會重現兩位數增長。也許,當許多勸告者敦促中國監管機構改善價格信號功效,對經濟進行從投資到消費的結構性改革的時候,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穩定來說更迫切的,其實是為實現和諧經濟治理進行可持續的多邊協調。這包括就產業政策的重要性舉行關鍵性對話(聯合國產業機構)、綠色能源、貨幣金融穩定(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以及創設真正中立的機構協調國家經濟政策,規範全球經濟周期。

把經濟改革政治化,把世界看成一場零和遊戲,是嚴重的錯誤。就像重量級戰略經濟專家拉里·薩默斯在最近評價美國全球經濟戰略時說的,美國和中國的生產商在競爭,但總體上,中國和美國都是經濟交流和全球經濟增長的凈受益者。這才是對未來中國經濟改革最重要的、能起作用的討論,而不是像目前這樣,把焦點放在習近平的國內政治舉措上。習近平和奧巴馬應該利用即將到來的華盛頓核安全峰會,為2016年夏季的美中戰略經濟對話設置關鍵議程。

誠然,從內部看,短時間裡中國經濟肯定要面臨轉型困難,要調和凱恩斯主義與國有企業改革,要使其金融體系國際化。但長期看,中國會是贏家。因為,它有龐大的市場規模,到目前為止中共仍認可自由的全球化,而歐美經濟代理商將繼續與中國交往。對當前中國股市泡沫破滅的炒作,是沒有認識到中國只是走向成熟的“新常態”,沒有認識到中國將繼續推動全球增長。勿謂言之不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