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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世界的音樂會

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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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交響樂團1973年訪華之旅期間,音樂總監尤金·奧曼迪(中)與對外友協(官方接待機構)的劉先生、格雷特爾·奧曼迪(左,部分遮擋)、樂團董事會主席C·溫頓·巴利斯(右)遊覽長城。照片由費城交響樂團提供。

響應毛主席知識青年必須接受“再教育”的號召,16歲的譚盾曾在中國中南地區的黃金公社稻田裡干農活。一天下午,他在田間聽到村裡大喇叭傳來優美而陌生的音樂,那是播放費城交響樂團在北京的演出。這位少年停下了手中的活計。實際上,費城交響樂團在北京也是稀罕的。當時是1973年,中國已經對外封閉了近1/4個世紀。譚盾聽着廣播,發誓一定要追逐自己對音樂的熱愛。

譚盾履行了諾言。2001年,他因《卧虎藏龍》配樂獲得奧斯卡金像獎。今天,他已經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受尊敬的作曲家之一。

“你聽說過這樣的故事……”曾經參加1973年那場音樂會演出的費城交響樂團小提琴家戴維·布斯說。“有時你會想,'啊,中國之行真是太了不起了。而這就是我的工作。'然後你突然意識到,你所做的和所經歷過的事情,可以以一種改變別人一生的方式,帶給人們難以置信的強烈而又深刻的影響。”

1973年之後,中國從一個沒有西方音樂的地方,變成了古典音樂世界最大的消費者和貢獻者之一。古典音樂不再是忌諱,反而被認為是受過教育的人的標誌。管弦樂隊和音樂院校在全國各地不斷湧現,中國的音樂家受到了搖滾明星般的對待。現在,美國也在向中國尋求幫助。

邪惡的古典音樂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陷入了內戰。最終,國民黨逃到台灣,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掌握了政權。毛澤東閉關鎖國,並發起了一系列運動,其中就包括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使古老的傳統、富裕的人、知識分子、接觸西方的人和古典音樂統統被妖魔化。

紐約愛樂樂團大提琴家塗強的父親曾是中國廣播交響樂團的首席大提琴手。他回憶道:“曾經一度,所有的一切都停了。他(塗強的父親)被下放到農村去種菜。古典音樂不能再演奏。不管你用的是什麼樂器,在公開場合都只能演奏中國音樂。”

“只許我們練習革命京劇和芭蕾舞,”音樂理論家李偉(音譯)說。“有八部戲,因為都是革命內容,所以才沒有問題”。

雖然中國政府的嚴酷政策讓一些人畏懼,但也讓另外一些人更加堅守自己的音樂。塗強的父親從農村回來後,在樂器廠朋友的幫助下,給塗強做了一把大提琴。“我還記得父親的所有朋友,每到星期三休息的時候(工廠休息日是星期三),他們就會騎單車來我家小院。從一早開始直到傍晚,他們幫着他給我們做樂器。”塗強後來成為第一位加入美國管弦樂團的美籍華人音樂家。

“很多人都會練上那麼一點點古典樂,”音樂理論家李強說。“其實我在練習的時候會關上窗,拉上窗帘,用靜音來練。我不想讓人聽見,如果被聽到,他們有可能敲詐或提出批評。我不想惹這個麻煩。這就是文革。”

1972年,尼克松就在這種緊張可怕的氣氛下來到了中國。一年之後,為讓中國打開大門,尼克松安排了文化交流,這其中不僅包括被稱作“乒乓外交”的乒乓球比賽,還有費城交響樂團的來訪。

費城交響樂團小提琴家戴維·布斯還能很好地回憶起那次北京之行。“人們的髮型幾乎一模一樣,無論男女。他們穿着同樣的衣服。幾乎沒有樓房,更沒有摩天大樓。(城市裡)到處是農民,而且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那麼多單車……在一天當中的某些時刻,沒有別的,只有讓人無法置信的單車的海洋。你當時能想像到的一切都與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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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費城交響樂團提供

演出不是沒有遇上麻煩。毛的夫人江青負責這項活動,她後來由於牽扯到成千上萬人的死亡而被判處終生監禁。她在最後一分鐘的時候決定要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而不是幾個月反覆談判商定的第五交響曲。問題不僅是樂隊指揮奧曼迪討厭貝多芬第六交響曲,而且,他們根本沒把譜子帶來。

“毛的夫人是一位相當嬌小的女士,但所有人都得向她下跪,”布斯回憶道。“我們不得不去借樂譜。”

這在當時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毛的夫人讓她的人四處奔走,最後弄來的竟然還是手抄譜,而且並不十分準確。熟悉這支交響樂的樂手們居然相當成功地把它湊合演奏完了,也因此,他們對觀眾的反應感到驚訝。

“奧曼迪非常沮喪,觀眾的掌聲幾乎讓他在自己的更衣室里崩潰,”布斯說。“當然,大家都看向毛的夫人,看着所有人的反應——並沒有出現壓倒性的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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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交響樂團1973年訪華之旅期間,音樂總監尤金·奧曼迪帶領中國中央樂團排練。照片由費城交響樂團提供。

雖然掌聲不溫不火,略帶着幾分試探性,但音樂卻結成了牢不可破的紐帶。“要知道,他們用了'音樂是偉大的通用語言'這種老套說法,”布斯說。“但確實如此啊。你可以演奏音樂……可以通過演奏音樂與人們建立友誼……(1973年的音樂之旅)對中國人來說是一次讓人大開眼界的經歷。如今中國已經是最大的古典音樂市場之一了。1973年音樂會舉行以來,古典音樂就像、我的意思是簡直就像火山爆發了一樣。”

為古典音樂痴狂

今天,中國人既是最大規模的消費者,也是最令人驚嘆的古典音樂貢獻者。像作曲家譚盾、鋼琴家郎朗和王羽佳,他們都被譽為超級明星。當年音樂獲得的掌聲幾近零落,而現在它卻受到了熱情擁抱。

“過去幾年裡,中國出現了許多管弦樂團,”舊金山交響樂團提琴手劉韻傑說。“政府為它們提供支持。每個小城市裡都有新的管弦樂隊,就連西藏、內蒙都有。”

“在今天,擁有一個交響樂團被看成聲望的標誌,”梅文詩(Sheila Melvin)說。她寫了兩本有關古典音樂在中國的書,她的丈夫蔡金冬博士是即將上映的電影《貝多芬在北京》的製片人之一。“所以交響樂團遍布全國,現在已經超過70家,其中許多都是過去五年里成立的。”

雖然管弦樂團在數量上比美國少(美國有1200個),但美國的樂團主要靠的是老年群體,靠捐贈和慈善贊助商。“我一直注意到一件事,”梅文詩說。“那就是觀眾是多麼的年輕,這和你去美國參加音樂會看到的截然相反。(在中國)年輕人有許許多多,而結伴去聽交響樂是熱門約會。”

《貝多芬在北京》的另一位製作人、《費城詢問報》資深記者詹尼弗·林補充說:“劇場外有黃牛在炒票。我可以告訴你,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費城的交響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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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尼弗·林

大提琴家塗強回憶起他與紐約愛樂樂團2008年的巡迴演出,對此也有同感。“人們對我們的演出非常着迷。上半場我們演奏了莫扎特的第八交響曲,由於人們太過熱情,以至於我們在中場休息前不得不三次返場。”

那麼,過去45年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是什麼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古典音樂在中國有巨大活力,主要原因是在政府,”李偉說。“他們提供支持,提供贊助,而且有演出場所。由於現在中國腰包充裕,他們為古典音樂投入了大量金錢,甚至能夠資助西方的交響樂團。”

事實上,費城交響樂團正是獲得中國資助的交響樂團之一。儘管享有美國五大交響樂團之一的美譽,且有一百多年娛樂聽眾的歷史,但費城交響樂團還是在2011年宣告破產。最後中國出手救了它。

“他們基本上就是說,'你們每年來中國就好了',”李偉說。“他們會提供一切,而且酬金比費城交響樂團回到美國演出要高得多。”

金錢不是萬能的

今天的中國有來自政府的財政支持,有演出場所,有熱情的觀眾,還有“數量驚人的樂器學習者”,已經退休的詹尼弗·林說。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三歲開始學琴的鋼琴家郎朗。郎朗沒有“虎媽”,卻有一個“虎爸”,他放棄了警察工作,陪郎朗來到北京,以便讓他受最好的訓練。郎朗的母親留在瀋陽做電話接線員工作,給他們寄生活費。據李偉說,當備受郎朗尊敬的老師告訴他,說他沒有天賦,自己不可能再教他的時候,“他父親說,'好,那就這樣吧。你沒希望了,可以從窗口跳出去了”。

相反,經過九個月的自我懷疑(當時他九歲),郎朗說服父親給自己找了一位新老師。幾年後他們都移民到了美國,郎朗進入費城柯蒂斯音樂學院學習。現在他已經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鋼琴家之一了。

“他是非常棒、非常棒的世界級明星鋼琴家,”小提琴家布斯說。“他們說中國的鋼琴銷量全球第一,而且幾乎——我這麼說並不是誇張——有幾百萬人在上鋼琴課,並希望成為下一個郎朗。”

郎朗的中國老師沒有認識到他的才華,讓人哭笑不得。但李偉認為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中國的教育制度近乎殘酷,總是有腐敗和作弊存在。什麼樣的故事都有……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追求他們的職業生涯,如果你想最終被錄取(到頂級音樂學院),你就必須認識教授。”

李偉說,年輕人師從音樂學院的教授,或者他們的助手,不僅要花大價錢,而且這些孩子還得先上預備班。他說,許多家長開始覺得“你認識什麼人,你的紅包有多大”這一套做法不值了。

李偉說,“我覺得現在家長們普遍認為,寧願把這筆錢花到、投到美國或其他國家去”。

此外,中國還存在着壓制創造性的審查問題。李偉說:“有很多政府干預。你必須寫正能量的東西,必須美化中國共產黨……。你不能自由自在寫你的音樂。”

互惠關係的興盛

過去半個世紀里,美國和中國在古典音樂領域建立起一種互惠關係。中國提供熱情和資金,美國提供天才音樂家和不受限制/不受審查的創作自由。

“這是一件有來有往的事情,”布斯說。1973年以後,他曾跟隨交響樂團十次訪華,每次都受到英雄般的歡迎。“這遠遠不止是過去開場音樂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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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布斯

費城交響樂團的藝術總監最近也展現了這一點。還記得在田裡聆聽1973年音樂會的十幾歲的譚盾嗎?是,他不僅進入北京的中央音樂學院學習,而且還進了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他不只是傑出的作曲家(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目前還是費城交響樂團的藝術總監。2014年,他創作了《女書》——“女人的秘密之歌,13部微電影,豎琴獨奏,交響樂隊”。女書是中國中部地區無法接受正式教育的婦女發明的一套神秘文字,這部作品捕捉到了無聲的女書手跡中的音韻。藝術總監譚盾這部作品的首演是與交響樂團合作,先是在費城,後來在北京,之後到了他的家鄉湖南。

“這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詹尼弗·林說。“它展示了關係是如何演變的。”

1973年費城交響樂團的訪華演出,讓長期埋藏在中國人心底的餘燼復燃,在過去45年燃起古典音樂欣賞的燎原之火。中國曾經對西方音樂關閉大門,而今天它不僅專長於教學和演奏經典,而且與美國合作,讓美國的樂團保持着活力。反過來,美國也為中國的音樂家提供着繼續蓬勃發展的教育環境和創造性氛圍。這種始於一次性文化交流的關係已經轉變為美中兩國長期互惠的紐帶,並讓全世界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