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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瑞·布朗:中國指望樂觀而非懷舊

201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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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喜歡談論一個被分割成不同群體的世界。有時我們使用民族、文化或政治特性,作為區分這些不同群體的基礎。多黨民主國家對一黨專制國家;君主政體對共和政體;國家導向型經濟對市場導向型經濟。在這些領域相似性的基礎上產生了同盟。至少,大家都是這樣宣稱的。

然而,放眼當今充滿複雜性與多樣性的世界,當我們試圖去給國家分門別類時,存在更為微妙、通常也更難以形容的標準。過去十年,一些分析人士多在談論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各個國家要麼飢腸轆轆,要麼腦滿腸肥——他們都極盡攫取之能事,或對已經到手的幾乎心生煩膩。但當下,似乎所有人都在孜孜以求着什麼。問題是他們何時才會感到滿足。

這令中國人相對於自己的國家產生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盛行的觀點。

準確捕捉到一國思潮並非易事。畢竟,任何國家都存在太多太多不同的聲音、希望與心愿。究竟如何才能輕易地將這些歸納總結?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獨特的聲音。為何試圖去將這些聲音囊括進一個支配性的敘事中?我們最多能說,眼下的情況非常複雜——尤其是當社交媒體已經讓我們聽到了那些本沒有出口的聲音時。每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問題是他們是否願意發出自己的聲音。

通過分析態度來描繪國家間的不同

2018年,一個描繪國家間與各國不同思潮的方法是觀察當下的民眾看法以及這些看法在近期的走勢。在這裡,我們能看到一個巨大的鴻溝,一些人沉迷於懷舊情緒而裹足不前,他們希望能夠回到過去充滿確定性的好時光;而另外一些人則樂於展望未來,他們堅信未來將與過去截然不同,因此必然會變得更加美好。

美國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及英國2016年決定退出歐盟的全民公決是這種懷舊世界觀以及被這種情緒影響的國民思潮的兩個典型代表。唐納德·特朗普承諾將“令美國再次偉大”。他訴諸於美國民眾對於二戰後的集體記憶,當時的美國真正地主導着世界,並擁有在全球大部分地區施加影響的能力。即便是當時的蘇聯,也似乎生活在美國的陰影下,雖然前者被視為一個足以抗衡美國的超級大國。

在美國國內,人們對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念念不忘,當時越戰還未開戰,美國還擁有無窮無盡的信心,或者看起來擁有無窮無盡的信心,當時人們還堅信明天絕對會比今天更美好。當時的生活似乎很單純,商品極大豐富,“美國夢”也觸手可及。這一時期被當下的美國人視為一段黃金歲月,無論歷史學家或許會對這種想法的真實性提出何種質疑。

英國也是一樣。二戰後的那段時期也被視為是一個更為單純的年代,當時還沒有誕生令凡事都複雜化的歐盟,英國還存留着些許昔日帝國的榮光,整個社會也似乎更為穩定、更為安全。在“脫歐”運動中,這種對於偉大不列顛帝國的記憶發揮了隱晦但重要的作用,而對於前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不斷提及正是利用這種記憶的最佳註解。對於很多人來說,那段歷史是一個真正英雄輩出的時代。而現在,那些鼓吹“脫歐”的人不禁要問,英雄何在?

重溫失敗、犧牲與辛勤勞作的歲月

中國人對於他們的近現代歷史無法擁有如此美好的記憶。他們首先需要面對的是清朝(公元1644年-1911年)晚期的悲劇,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慘遭外國殖民列強的瓜分與凌辱。然後,他們需要面對的是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公元1937年-1945年),這場戰爭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浩劫及無以計數的人員傷亡。隨後,他們又不得不面對重建國家時經歷的犧牲與辛勤勞作。而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經歷了無數挫折、無限挑戰以及貧困與危機帶來的巨大威脅。

現在,年輕的中國人在重溫這段歷史時絕對不會飽含懷舊情緒。他們會有感於先輩們的艱苦奮鬥精神,但他們從未想過要回到過去。對於他們來說,未來並非往日重現。未來代表着更新、更好和不同。

這令中國人相對於自己的國家產生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盛行的觀點。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美好,未來一定是與過去截然不同。飽含深情地回首過去毫無吸引力可言。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宣稱,它想要“再次偉大”。而在中國,唯一的願望就是令國家變得偉大。雖然回顧中國過往那些偉大帝國時期的輝煌歲月是很不錯,但這種回顧更多地是作為表達中國文化自信的宣言,而非試圖在當代重現漢(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唐(公元618年-907年)王朝。

未來的發展態勢在於實力資產

對於未來的發展態勢而言,對於就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現代歷史上首次可以將自己稱為一個擁有全球影響力的中等收入國家而言,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中國版本的現代性超越了政治領域。這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工程,遠超單純地創造增長與財富。在當今這個時代,中國或許擁有最多的實力資產。

畢竟,懷舊通常是回歸過去的避難所,而非通往未來的驛站。在中國,焦點恰恰是在未來——一個可以像很多、但絕對不會像過去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