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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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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孫梅岑 麻省理工學院國際關係學博士
  • 齊思源 清華大學「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訪問學者

中國重拾傳統:窘境再臨?

2015-09-08

“我們如何借鑒西方文明,尤其是我們如何在借鑒西方文明的同時不破壞中國文化精髓?”自19世紀晚期開展自強運動以降,伴隨着中國持續從其他文明中尋找自身發展的靈感,這樣的問題被反覆追問。常被提及的“體用”之辯最能代表中國在尋求自身富強時面臨的挑戰,即在保留中國文化精髓和吸收外國文化以服務於實用目的之間作抉擇的兩難困境。

事實上,很多人相信,如今北京的領導人面臨歷史上一樣的兩難決策。被稱為法治大會的中國共產黨四中全會由於其對司法改革的強調而備受矚目。一些人認為,擬議中的改革措施不過是共產黨為強化中央集權努力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人則指出,法治的兩種不同表達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有着重要區別,鑒於共產黨強調的是加強治理過程中的司法作用,因此第二種譯法更接近於中國的司法現實。

這些分析單看起來很有說服力,結合起來看也挺全面,但依然忽視了四中全會關於司法改革議程的一個重要方面:從中國領導人的視角來看,這些擬議中的司法改革如何反映上文提到的在引入西方文明和保留自身身份認同間的兩難抉擇?

日本經驗:引入意識形態是雙刃劍

快速瀏覽一下習近平在公共演講中廣泛引用的中國經典,就會發現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即這位中國的轉型領導人在其大膽的改革過程中總提及文化傳統的作用。例如,在今年5月4日北京大學的演講中,習引用中國古代學者超過40處。這種對引經據典語言風格的重視,和這些經典本身同樣有說服力:這是對中國公眾和全球發出的一個信號,即所有的政策動議都深深地植根於古代意見領袖的教誨,正是這些人幫助定義了今天人們所熟知的“中國文化”。在公共演講中重新大規模引用古典哲學的同時,在中國公共教育體系中普及中國經典也重新獲得關注。

當然,這種“以史為鑒可知興替”的態度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語境里並不陌生。但要理解習對中國傳統哲學熱情的獨特之處,就必須考慮兩個重要問題:何種中國哲學正被強調?以及這如何有助於推動司法改革,乃至更宏大的,推動中國的持續現代化。關於這點,日本在19和20世紀的改革努力可為鏡鑒。眾所周知,日本的明治維新試圖在引入西方技術的同時保留傳統文化,1869年的《憲章誓言》決定性地規定了如下指導原則:“搜集全世界之知識以築牢帝國統治之基礎。”但諷刺的是,維護帝國“精髓”卻導致儒家傳統被擯棄。一些明治改革人士將其視為阻礙日本現代化步伐的野蠻、過時的意識形態,那時的儒家學者被視作僅僅是“會吃飯的字典”。

不到20年,日本成功在東方建立起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化國家,並確立了其在很多方面僅次於美國的國際大國地位。由此看來,日本這種摒棄儒家傳統、擁抱現代化的帝國主義發展道路的確帶來了實力和繁榮,雖然只是短暫的:僅通過一代人的改革,日本就打敗了俄國,對中國大陸實施了半殖民統治,佔領了朝鮮和台灣,最終成為一個地區強國。在尋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放棄了儒家哲學所強調的中庸和靈活,轉而信奉西方傳統所強調的開疆拓土和精準。在實踐中,無論是在快速、破壞性的革新,還是在以專業術語為基礎的法治建設中,後兩種觀念畢露無遺。因此,可以說,正是這種為改革提供動力的直接的帝國主義狂熱最終將日本推下懸崖。兩個原子彈和半個世紀後,曾帶領這個國家走出封建主義的帝國夢想並未給日本帶來騰飛的翅膀,擴張主義野心留給日本的是嚴重的破壞。

因此,通過重拾傳統思想,今天的中國含蓄地拒絕了兩種意識形態選擇:其一是全盤接受西方的法治主義,其二是只關注國家復興的赤裸裸的民族主義。部分中國人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就是這兩種意識形態結合的結果,這兩者的結合產生了自我摧毀的能量。在中國自己的歷史中,根除傳統思想最激烈的一次嘗試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文化大革命。紅寶書作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的革命與萬歲思想大雜燴,成為人民共和國取代《論語》的新“文化聖經”。不過,隨後的災難性後果令中國下一代領導人覺醒。在鄧小平務實地轉向經濟改革之後,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擺脫貧困,中國經濟自此走上了令人驚嘆的上升之路。但仍未改變的是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道德真空”,甚至是文化真空。正如今天中國領導人意識到的,這種全國範圍的道德標準退化將在國內和國際上削弱對“中國模式”可持續性的信心,其負面影響廣泛而深遠。

緩衝器和合法性:一個傳統解決方案?

在看到毛時代徹底摒棄傳統價值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後,習近平轉向中國傳統經典看來是一個當然的選擇。因此,一些人認為,習近平至少口頭上採納傳統智慧的做法是試圖將中國從道德真空中解救出來。無論是他關於“中國夢”的演講,還是中國國務院結集出版的500頁的演講和通信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都顯然表明,習認為客觀研究中國傳統經典是解決中國黯淡道德前景的可行之道。乍看之下,這既無新意也不令人意外。長期糾結在西化和保留傳統價值的兩難困境中,中國對自己文化遺產的態度歷史上反覆起落。重新強調傳統經典可能是歷史鐘擺的再次擺動。不過這一次,維持國內穩定以及發揮國家軟實力的需求,令重拾傳統對中國具有特別吸引力。從國內來看,應對從工人階級到少數民族的多重不滿的艱巨維穩工作,需要一個能使國家行為投射出來不那麼刺眼的“鏡頭”。走強硬路線,雖然部分人認為很有必要,但卻成本高昂並可能適得其反。這種統治方法最終有賴於國家實力和人民實力之差,因此總是存在激發新不滿的巨大風險。通過選擇性地強調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包容面而非排他面,中國領導人將能更好地挖掘自身的合法性,並以此作為中華文明的精華。利用這方面的傳統思想,尤其那些關於個人功利與國家繁榮的關係的思想,可以看成為了一個集體主義目標重新動員中國民眾的明智嘗試。由此看來,傳統思想不僅是國內不滿的緩衝器,同時也是適配器,能夠將積蓄的力量導向政府希望的方向。

同樣,在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重拾傳統也是一個讓中國看起來不那麼具有攻擊性的有效方法。雖然中國傳統思想中存在明顯的文化優越感讓一些人覺得有違直覺,但通過將中國方式和西方方式區別開來,還是能給中國的全球策略賦予更多合法性。這一點在中國在非洲的活動中尤其明顯。中國人經常援引鄭和,這個據稱是第一個開拓非洲海岸而沒有實施殖民統治或佔領土地的中國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來強化中國的不具有攻擊性大國的國際形象。

吉米·卡特總統在1979年面向美國人的“信任危機”演講中,提及美國的道德和精神危機,呼籲重拾傳統價值來取代不知饜足的消費主義。不過,他在大選中輸給了宣揚權力和財富的羅納德·里根。中國重拾傳統的努力能否在維持內部穩定和國際形象建設兩方面取得成功,將不僅取決於領導人的天才和手腕,還取決於其與中國民眾及國際聽眾的互動。考慮到這兩大任務的巨大規模和複雜程度,沒有單一解決方案可以成為萬能葯,因為任何重大公共關係計劃都需要持續而艱苦的努力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