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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普世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

2015-06-04

在媒體日常報道尤其是關於亞洲爭端的報道中,我們常常遇到中國民族主義這個話題。實際上,美國的“普世主義”才是國際政治中更大的問題。

按照現代美國人所受的教育,民族主義是貶義詞,是政治、種族、民族衝突的起因,是和平與安全的障礙。

在美國這個高度敏感、種族混雜、充滿文化困惑與緊張、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裡,帶有種族和國家認同色彩並有意強調共同的民族習俗、價值和目標的民族主義,被認為是愚昧、過時、壓迫、反動甚至是危險的。

美國進步精英認為,有必要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取代民族主義的,是超國家主義,也就是普世主義。普世主義不認可民族主義,不認可種族或文化的價值觀或規範,只認可“普世性”的概念。

美國普世主義通常被表達為普世價值,它最大的矛盾和問題,就是它實際上一點也不具備普世性。

正如已故新加坡領導人和政治家李光耀在2013年3月5日《大西洋月刊》刊登的一篇訪談中所說:“美國人相信,他們那種個人至上、言論自由至上的思想是普世的。但並不是,從來不是這樣。”

美國人和美國政府宣稱的普世價值,實際上已成為當代美國自由與政治進步的識別口令,而這種普世價值的最高體現,就是(美式)民主。

為避開甚至詛咒國內的民族主義取向,美國的普世主義註定會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主題和基調。美國外交政策與措施的特徵就是以促進民主、人權和“多樣性”為名,對其他社會的文化、政治和價值觀進行蓄意瓦解和准帝國主義式干涉。

這與中國的民族主義有天壤之別。對中國人來說,民族主義始終是一種正能量,對實現現代化、擺脫外來侵略和半殖民主義、維護社會穩定起着推動作用。

中國民族主義向國人灌輸中華文化價值觀(包括當代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加強愛國主義,提升民族與文化的認同。

與美國普世主義相反,中國民族主義對中國外交政策沒有實質性影響,更談不上引導。中國外交政策既非民族主義也非普世主義,它的構建基礎是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際主義”慣例為基準的民族國家。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出版的《世界秩序》一書中提到,這個慣例的基本原則,是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和布殊政府一樣,奧巴馬政府也引用美國普世主義教義,宣稱美國有權在包括亞洲在內的全世界各地行使“領導權”。要遵從美國的領導,各國必須接受已經認可的民主模式。在沒有實行這種模式的地方,美國就會竭力去推行。

對這種狀態最純粹的一次表達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2013年11月22日在喬治敦大學作的“美國在亞洲的未來”演講。

賴斯說:“在這個新世紀的初期,我們必須幫助亞洲鞏固和擴大民主,使越來越多的人充分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

美國將支持為打開民主大門而努力的人們,那怕只打開了一點點。從柬埔寨到斐濟……,在這一地區所有國家,我們會努力加強對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派人士的保護,幫助這些國家認識到民族多樣性是深層力量的源泉。”

美國普世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在哲理和作用上的區別,可以通過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局與中國孔子學院的制度對比看出一二。

美國國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局官網的自我介紹是:

“在全世界促進自由、民主和保護人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美國支持渴望生活在自由中的人們,支持渴望擁有民主政府來保障世所公認的人權的人們。”

該局的“旗艦項目”是人權與民主基金(HRDF)。在2010財政年度里,這個基金的支出超過2億美元。基金的官方網站稱:

“人權與民主基金是國務院的民主與人權“風投”基金……。由於保持了政治上的敏銳,基金推進民主和個人自由的計劃取得了顯著效果。這些計劃使美國能夠為全球民主人士提供支持,並在奮鬥中的或新興的民主國家、在專治政權國家內開啟政治的空間,為這些國家帶去積極的超越國界的改變。”

相比之下,中國孔子學院的使命是通過增進、尤其是增進文化領域的相互尊重與了解,加強中國與其他國家民眾之間的友好關係。孔子學院官網對其工作的描述是:

“近年來,孔子學院……為世界人民學習漢語言與漢文化提供機會。孔子學院已經成為中國與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平台,成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加強友誼與合作的橋樑,因而受到全世界的廣泛歡迎。”

過去一年裡美國爆發了爭議,一些大學教員聲稱,美國校園內的孔子學院對“學術自由”產生威脅。他們投訴說,孔子學院(中國政府為其提供贊助是眾所周知的)是在宣揚中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我們應該把這種完全虛幻的“威脅”與頻繁有意地破壞外國當地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制度作一個比較。後者是某些計劃公開宣稱的目標,這些計劃直接由美國國務院或非政府組織實施,並由人權與民主基金提供所有資金。

每個國家都有權依從各自的歷史與國民來確定自己的政治、社會、文化制度和價值體系,也就是實行所謂的民族主義。沒有哪個國家有權把自己的價值觀或制度強加給別國,即使是以普世價值的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