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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曉鷹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中國「兩會」具有很強的縱深感

2018-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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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兩會”總在每年3月的初春召開,因為有政治報春的意味,所以引人注目。今年中國的“兩會”更加引人注目,最直接原因是會期長,以往10日,此次為15天。而在這種表面不同的背後則是會議內容的非比尋常。筆者以為,2018年的中國“兩會”給世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甚至可能留在個人歷史記憶里的,是它的縱深感。

這種縱深感來自何處呢?恐怕首先是來自議程及所要完成的任務之重大。在現代世界各國的社會生活中,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災難和人為的戰爭這種巨大變故和人類角力之外,還有比修改憲法這一國之根本大法更重要的嗎?儘管對於此次修憲,中國官方視為“小修小改”,但自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的建議通過媒體公布以來,直到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經過投票表決通過《憲法修正案》為止,中國公眾對它的關注程度、社會評價的熱烈以及心理期待,恐怕都是前所未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見的。在此期間,中國網友對此案一字、一詞、一句的悉心以求,其認真程度實在讓人感佩。

中國“兩會”的縱深感還來自中國的國家政體有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即設立了國家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主任每屆任期五年,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人們也許對“監察委員會”這個機構名稱感到陌生,但如果告訴你,這個機構是中國吸收和總結五年多來反腐工作利害得失的必然結果,你恐怕就會覺得順理成章了。誠然,中共十八大以來,反腐肅貪碩果累累、威名赫赫,但這項工作越是深入,也就越感到機制上的羈絆。這既包括機構重疊、功能交叉、冗員低效的阻障,也包括某些法理上的固有缺陷。對此,中國公眾也已經越來越多地對反腐能否持續開展並形成常態表示置疑。增設監察委員會顯然是為了從根本上掃除這些體制上的障礙。從中共反腐主將王岐山先生在投票箱前引起代表委員們的自發掌聲里,我們可以感到中國公眾對制度性反腐寄望甚厚。

國家治理的謀篇布局、走向、思路確定之後,執行人(含執行機構)就是決定的因素。這看似一個老理,但卻是一條實理、真理,更是一條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循的常理。此次中國“兩會”確定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和最高參政議政機構的領導層人選,確定新一屆中央政府主要領導人,使自中共十九大開始的組建國家管理與治理的組織架構工作划上了一個句號。這種惟此惟大的任務造成今年“兩會”具有極強的未來縱深感,對此我們還用置疑嗎?

然而,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此次“兩會”宣告了另一場新改革的開始,那就是中國將要對黨和國家領導決策機構及相關人員進行大幅度壓縮和調整,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精簡機構,或者用那句從戰爭年代延續下來的老話來描述,即“精兵簡政”。中國政府機構的龐大臃腫效率不高早為世人詬病,但要真的對其“減肥”壓縮提效,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恐怕實難奏效。此事之難除了要有堅強的決心之外,其操作的難處在於既不能快又不能緩。快則忙、緩則亂。“錢從哪裡來”,“人往哪裡去”,這些歷來都是治國平天下者需要應對的兩大難題。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最高決策層毅然拉開此次機構調整壓縮冗員的大幕,可見其改革之魄力、之自信、之堅定。

從“兩會”代表委員拿出的提案建議以及熱議的各類話題可以看出,中國有如此果斷的改革大動作,乃形勢使然。這也是筆者所說此次“兩會”具有強烈縱深感的另一個論據。那就是“兩會”非常接地氣。現實是縱深感的起點,沒有了現實感,任何縱深都只會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事實正是如此,在這次中國的“兩會”上,除了前述那些國家重大政治人事變化外,許多代表委員、眾多到會被諮詢的官員學者以及不少記者媒體人都不約而同地“聚焦”諸多民生問題。這有意無意地減少了“兩會”與中國公眾的距離感,增加了不少親民色彩。筆者以為,此次“兩會”最具有現實針對性的,是李克強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所披露的,中國在2018年要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一是防範與化解各類風險,二是強力推進脫貧,三是環境保護必見成效。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三項關鍵工作如果要在短時間內真正抓出實效,其突破點必會劍指一處,即中國的農村,尤其是那些仍存在最多貧困人口的中西部地區農村。我們完全可以相信,當近3000萬貧困人口所在的地區都能止貧赴富、止劣趨優,止亂向穩,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功轉型也就曙光方顯、初戰告捷了。數千人聚會北京,也是一次為中國未來的莊嚴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