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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揣測即將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九大”是中外媒體樂此不疲的熱門。儘管預測政治取向有趣而誘人，但也很危險。“危險”在於，影響一個執政黨政治取向的因素非常多，如果在諸多因素中漏掉或者誤判了其中一種，其結果就可能完全兩樣。那這是否意味着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政治取向是難解之謎呢？當然不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早就說過這樣的睿智之言：“歷史中有屬於未來的東西。”可見，從過往的歲月中找到這些“東西”，未來的輪廓大概就清晰了。
依筆者之見，最能影響中共未來政治取向的，首先是看它領導的中央政府在最近五年中推出的治國理政的理念、政策、措施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怎樣的影響。其次是看在面臨國內外各類難題時，這個執政黨認為應該如何處理和應對。第三是看這個國家的多數公眾對這個執政黨的政績評價和對目前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狀況的主觀感受程度。
說到過去五年中國的變化，你可以隨時找普通的中國人，特別是最關心國內外時事的北京市民聊聊天。不出10分鐘，就會聽到他們對習近平為首的該國最高決策層堅決懲治官員貪腐行為的讚美之詞。他們會說，這場迄今沒有結束、大得人心的反腐風暴，在五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而在經濟上，五年中最引人注目的無非是以經濟轉型為核心內容的各類政策的強力推出，破除了對GDP的盲目追求和崇拜，確立了以供給側改革為主導的發展理念。為化解過剩產能，中共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進行了市場化改造，其力度空前。在脫貧攻堅中，每年脫貧人口達到1000萬人也頗為驚人。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時代到來的今天，中國在不少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就連那位不大愛說話的中國女副總理日前也半玩笑地說，中國又有了新的四大發明，它們是高鐵、網購、支付寶、共享單車。是的，從買一杯咖啡到買一袋果蔬再到參加語言培訓班，中國人都在使用手機支付平台。這個全球第一個使用紙幣的東方古國有可能變成第一個停止使用紙幣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上，陸上與海上的新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等宏大經濟戰略的踐行，使中國的投資與回報都能不斷產生疊加效應。幾年來，中國經濟在全球增長中的發動機作用，讓“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成了國際熱點。中國改變着自己也改變着世界，對外政策上保持低調的時代已經結束，它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正處在超車道上。
短短五年有了以上這些成功業績，中共“十九大”恐怕沒有理由不延續習近平的治國理念。這個理念的政治含義與實質就是國家權威在一切領域的施展和覆蓋。但是，中國在未來遇到的挑戰仍然存在，有的挑戰可能還會因為各種新舊矛盾的積累而變得更加尖銳。這些挑戰包括產能過剩的反彈、金融風險的短期失控、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次分配與二次分配的紊亂、老齡化社會提前到來、環境污染與自然資源保護與修復、留守兒童失孤和青少年犯罪、城市病的爆發和農村空心化加劇、失業半失業潛失業的威脅……所有這些，都讓中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有成功與失敗兩種前景。中共準備怎樣應對這些矛盾？在過往的五年里，中國也面對着洶湧的市場經濟大潮，也面對着複雜、劇烈、深刻的社會變革，以及動蕩不安瞬息多變的國際政治環境，但始終能夠保持國家基本的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穩定。這種基本有效的社會管理能力的取得是與習中央繼任之初就下大決心全面提高社會管理水平有關。既然這種社會管理管控水平已經證明行之有效，中共“十九大”為什麼要改弦更張呢？五年行之有效的應對和處理矛盾給了中共足夠的戰略定力。而戰略定力的政治含義還是對國家權威的依靠。
最後一個決定中共“十九大”政治取向的就是中國多數公眾對這個執政黨的政績評價和對目前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狀況的主觀感受。在這方面，中國各階層公眾的訴求多種多樣。解決了生活需求的中產階層對精神層面的訴求（包括對公權力的監督）相對集中。而其他階層依舊在生活需求上感到有壓力，收入與物價的落差，讓他們覺得日子過得並不輕鬆。但國家出台的各種住房醫療就業等優惠政策又使他們有了改變命運的希望。但不論是處於哪一個層面哪一個群體，中國人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社會不能生亂更不能生戰。不把命運寄託於來世、而寄望於現世的中國人重視社會穩定，並以這樣的文化底蘊和人生視角看待政治，這就為“十九大”的政治取向提供了廣泛的精神基礎。中共認為，老百姓寄希望於它的就是在保持國家權威的前提下，在繼續砥礪奮進的同時，能夠行穩致遠，把更多的財力物力和注意力傾注民生，保證公眾的安居樂業和現實小康願望。
上述種種，我們可以判斷中共“十九大”一定會更高地樹起國家權威主義的旗幟。用權威的力量強力推動它所確定追求的一個又一個發展目標，實現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