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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曉鷹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確立「習核心」是當今中國的一件大事

2016-11-25

中國共產黨在上月下旬召開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以官方公報的形式鄭重地把習近平總書記“推舉”為“黨的核心”。中共中央號召這個黨的近9000萬成員在思想行動上向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看齊”。

不過,這件在中國十分轟動並且持續發酵的大事,對西方國家的公眾特別是對媒體和政治評論家來說,引起的反應更多的是迷惑、不解甚至帶着某種擔憂的懷疑。有的甚至還猜測,這一舉動是否意味着50年前毛時代的個人崇拜回潮,或者乾脆就是前蘇聯斯大林式的個人迷信的再現。還有一種議論則把“習核心”的提出歸結為“權力鬥爭”、新的“官場斗”,或者乾脆就是中國版的《紙牌屋》。

筆者以為,上述種種猜疑式誤斷之所以不得要領,關鍵原因是外媒不了解今日中國之國情。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過:“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這句話背後的思維邏輯可以作為破解中國之謎的鑰匙。由此不妨把中共確立習近平為中國執政黨“核心”一事,視為這個國家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歷史性標誌。換句話說,就是歷史創造了這個現實。不管這個應寫入歷史的現實西方人多麼難以理解,只要我們能認真分析中國今天面臨的各類複雜而尖銳的挑戰,就多多少少會明白,“習核心”的出現其實是一種自然與必然。

那麼,中國今天面臨的各類複雜而尖銳的挑戰是什麼呢?筆者以為,這些挑戰可以歸納為兩大類。其一,最直接也是最可怕的挑戰就是官場的腐敗造成的國家管理能力與水平的嚴重下降,有的地方甚至己接近失控的程度。舉近年來的幾個事例我們就可看出情況的嚴重:中國北方大直轄市天津市的黨政系統中的主要領導人紛紛落馬,當地民眾諷刺說:“我們城市的頭頭腦腦都到監獄辦公去了。”如果把公務員隊伍視為無形的權力大廈,那麼山西公眾對本省幹部隊伍的形容就是“塌方式腐敗”。而在中國工業大省遼寧出現的人大代表大規模行賄受賄的“賄選”醜聞,則表明這個省的地方立法機構已經在金錢的侵蝕下搖搖欲墜。這種從上到下,從正國級副國級到最低級別的公務人員中出現的貪腐犯罪現象,極大地損害了各級政府和公務人員的形象,嚴重降低甚至瓦解着中國各級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使本來就已經很不適應社會發展形勢的國家管理與決策機構變得運轉失靈、處處被動。無怪一位與中共高層關係密切的人士認為,習近平領導的反腐運動最難啃的骨頭其實是如何拯救中國政府的管理能力,或者說,就是如何治理和修復中國的政治環境。

然而,習中央要治理和修復的又何止是政治環境。他需要同樣下大力氣治理的還有嚴重影響中國公眾正常生存生活的社會治安環境、日益惡化的自然生態環境,等等。可見,中國決策層所要面對和正在經歷的是一個新老矛盾重重交織、各類國內國際難題層出不窮的發展階段。這個曾經將南美和南亞各國搞得焦頭爛額的、通常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如今又清清楚楚來到了中國執政黨的面前。中共要治理這樣一個地域與歐洲相當,每一個省都相當於歐洲一個中等國家的東方大國,談何容易。而對於一個現代化社會管理體系、現代法治環境和現代經濟運行系統與機制都十分欠缺的國家來說,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又使得一切治理措施的推行難上加難。

為此,如果在國家決策層面沒有一個十分堅固的權力內核,誰又能保證在中國現有制度條件下不會出現各階層利益的激烈角逐,不會在無序的衝突中出現社會分裂與混亂呢?如果中國不再向世界經濟的增長提供25%貢獻率,如果中國經濟快車因為衝突、混亂和分裂而戛然剎車……不僅對於中國公眾,而且對於亞洲的穩定和正在經濟復蘇中世界都會是一種惡兆。

可見,在必須修復和強化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前提下,“習核心”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出現不是非常自然嗎?至於由此引來的不加節制的吹捧,那就又另當別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