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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賀文萍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研究員

諾獎與「阿拉伯之春」:對話才是通往和平穩定之路

2015-11-06

2015年10月9日,2015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沒有花落此前的熱門人選德國總理默克爾,而是頒給了似乎不太為人所知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默克爾總理成為熱門人選是因為在接收空前規模的中東難民問題上表現出了善意、勇氣和自信。而“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的最終折桂則是表彰其“在國家處於內戰邊緣之際,建立了非傳統的、和平的政治進程”,“為突尼斯建設多元化民主社會作出了決定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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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管是熱門人選默克爾總理,還是最終勝出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其面對的挑戰和要解決的問題卻是共同的,即“阿拉伯之春”留下的爛攤子和後遺症。前者應對的是為逃離戰爭之地源源不斷湧入德國和歐洲的中東難民,後者應對的是如何整合威權政體崩塌後的國家秩序重建,以便從根源上堵住難民之源。

相比同在北非地區的利比亞、埃及,乃至更遠一點的中東地區的敘利亞和也門等國,2011年初爆發“茉莉花革命”、首先撬動“阿拉伯之春”第一塊多米洛骨牌的突尼斯,也曾經歷過政治暗殺、社會動蕩的血雨腥風,以及伊斯蘭政黨上台後的政治宗教化趨向。但幸運的是,在強大和具備重要影響力的突尼斯公民社會的參與下,突尼斯成為該地區唯一一個從亂趨治並實現了大體穩定的國家。“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由突尼斯總工會,突尼斯工業、貿易和手工業聯盟,突尼斯人權聯盟,以及突尼斯律師行業組織等四個重要公民社會組織組成,因此,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實至名歸。

然而,與一些西方媒體認為“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獲獎代表着諾貝爾委員會對“阿拉伯之春”的正名和支持不同,筆者認為,這個獎的最大意義應該是一份“鼓勵獎”,鼓勵和讚賞通過和平對話而不是武力對抗來彌合和解決分歧,實現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姑且不論諾貝爾委員會的頒獎詞中並未出現對“阿拉伯之春”的任何肯定表述,過去四年里的失序、動蕩、難民乃至內戰等亂象早已使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演變成了“阿拉伯之冬”。

在北非,利比亞迄今仍基本處於各部族武裝佔山為王、國家機構的建立都沒有完成的混亂階段。有人說,“革命四年,利比亞已經倒退了幾十年”。而且,統一國家機構的缺位及有效邊界管控的缺乏,還使得利比亞成為非洲難民偷渡進入歐洲的橋頭堡。

埃及過去幾年裡則經歷了過山車般的政局逆轉和血雨腥風式的抗議與鎮壓。穆巴拉克的出獄以及首任民選總統穆爾西被判死刑引起很大的國際爭議,一些人認為這是“埃及革命的驚人倒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阿拉伯之春'革命已經死亡”。

在中東,敘利亞的內戰已經進入到第四個年頭,因內戰而背井離鄉的難民人數已經超過阿富汗而冠居全球之首。也門內戰不僅迫使150多萬也門人無家可歸,而且沙特等國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持續空襲也使也門內戰嵌入沙特、伊朗等中東地區強國間的地區霸權之爭和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教派之爭,致使中東地區的亂局剪不斷,理還亂。

另外更讓人揪心的是,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等國際恐怖勢力利用近年北非中東地區的動蕩,正在快速集結和擴張,已成為影響這一地區安全和政治轉型的重要不利因素。北非“伊斯蘭馬格里布基地組織”、索馬里“青年黨”、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尼日利亞“博科聖地”以及伊斯蘭國武裝等,都在趁亂擴充自己的組織及控制地盤。包括尼日利亞“博科聖地”和埃及“耶路撒冷支持者組織”在內的一些本土極端組織還宣誓效忠伊斯蘭國領導人巴格達迪,直接加入了他領導的所謂“哈里發國”。即便是突尼斯,近年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為失業和貧窮而加入伊斯蘭國和“基地”恐怖組織,反過來威脅到突尼斯的國家安全和穩定。僅在今年內,突尼斯就遭遇兩次針對外國遊客的嚴重恐怖襲擊事件,對艱難復蘇中的突尼斯旅遊業構成了破壞性衝擊。

儘管荊棘叢生,挑戰密布,比較而言突尼斯仍堪稱為中東北非地區政治過渡最成功的國家。在一片失序與混亂之中,政局大體穩定並順利轉型的突尼斯猶如荊棘中的一朵玫瑰。這朵玫瑰之所以能夠綻放,就如此次獲獎的“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中四個公民組織之一的突尼斯人權聯盟主席阿卜杜薩特拉•本•穆薩所言,“突尼斯是通過對話解決分歧,而不是依靠武器”。“諾貝爾委員會褒獎的正是'對話'的價值,而這也就是突尼斯經驗的價值所在”。對話,而不是對抗,談判,而不是開炮。這不僅是走出“阿拉伯之冬”的必經之途,也是這次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的最終要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