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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和他的改革計劃——真實不虛

2015-09-24

在《動物精神》一書中,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爾洛夫和羅伯特·席勒揭示了人類心理狀態如何推動經濟增長,並且為何對全球資本主義至關重要。他們特別描述了新聞故事如何影響市場,並指出新聞故事本身就是經濟運行的一部分。

這個道理適用於其他經濟體,包括中國。在美國的“我們”所知的中國是被華盛頓政治評論人士、政策專家、經濟分析人士以及新預言家所寫的故事過濾過的。有些故事反映了真實情況,有些沒有。還有一些是誤導性的、有缺陷的,還有的帶有自身目的。

在習近平主席第一次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之際,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他依然是個謎。並不是儘管有了這些故事依然成謎,而恰恰是因為這些故事才成了謎。

習近平秘密計劃的故事

在掌權一年以後,彭博社等主流媒體報道說:“自鄧小平以來,習近平斂聚了最大權力,這增加了改革風險。”兩年後,中國國家主席在西方被描繪成“必須服從的習”(經濟學人封面報道),並稱他為自鄧小平甚至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中國統治者。

一個共同觀念將這些被次級媒體在全球快速傳播的故事串聯在一起:習斂聚了太多權力。

不過最近,華盛頓流傳的故事卻又要我們相信習近平主席的問題不是權力過大,而是他日漸無力。

這一新近流行觀點是中國股市大幅波動之後開始出現的,《金融時報》認為這顯示出“習至高無上的權威也有其弱點”。這一看法迅速被《華爾街日報》所附和,該報報道說,這次危機在習近平的鎧甲上留下了凹痕,因為“內部人士說,中國領導人看上去比他2012年執掌權力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脆弱”。

儘管冷戰早已結束,但西方在描述習近平的經歷時仍充滿了舊日帝國傾向:總是通過好的(我們)和壞的(他們)的有色眼鏡來看待世界。從《外交事務》雜誌到《外交政策》雜誌,從《大西洋月刊》到《紐約客》,在講述習時,故事總是以“內幕人士”、軼聞、政治回憶錄或者近期事件作為引子。事實上,這是虛有其表的波將金村,因為其基本觀點是:如果你為黨服務,那麼你“生來就是紅色”。歐逸文在《紐約客》的文章就以此為題——他不是“我們”,他屬於“他們”,因此不可靠也不可信。

對習近平的政策姿態不需要作深刻的經濟、政治或軍事分析,一點准弗洛伊德式的洞見就足夠了。正如歐逸文所寫:“在習14歲時,紅衛兵們警告他,'我們可以處決你一百次'。他20歲時加入了共產黨。”通過這種簡單而精明的序曲描寫,習整個一生的故事都被描繪成了一個對施暴者產生精神認同的案例。

在這些“深度分析”中,主要傳記素材幾乎都被用同一種方式解碼:對中國歷史和領導人的高人一等的冷戰式解讀。因此,沒有——最多也是極少——真正的中國內幕人士或意見領袖被諮詢過。相反,那些“真實的故事”往往來自於前美國大使、美國智庫以及一些可疑的美國“消息靈通人士”,這些消息人士通常代表有三個縮寫字母的組織,也因此有充分理由不便透露姓名。

習的龐大改革計劃

追隨鄧小平的足跡,習近平主席正領導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力爭在2020年代後期時將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後工業化的中等收入社會。這一宏大計劃聚焦三大改革、八大核心領域以及三大福利方案。

三大改革包括市場、政府和公司改革。在新領導人上台後,市場改革已經提速。政府改革充斥公共領域。無論是跨國公司還是強大的國有企業都難逃反壟斷法制裁。

八大核心領域包括金融、稅務、國有資產、社會福利、土地、外國投資、創新以及良好的治理能力。金融和外匯改革已經提速,旨在實現金融市場現代化以及使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改革也已加速。全新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已經啟動,逐步私有化有望跟進。

適度的養老金、醫療保險和教育支持也反映出基本社會保險計劃在不斷改善。關於出售集體所有鄉村土地的新規已經出台,同時陳舊的居民登記制度(戶口)正逐步退出歷史舞台,這將有利於中國實現建設100-500萬人口中型城市的全新城市化計劃。

在欠發達省份,針對製造業的外國投資受到歡迎,而在更為發達的沿海省份,針對研發和商業服務的外國投資更受青睞。中央政府也正着力提升勞動生產率和研發投入,這方面很快有望超越歐洲水平。

當習近平主席啟動影響深遠的反腐運動時,華盛頓將其描述成“習整固自身權利的舉措”,因為,正如《大西洋月刊》所說,中國的政治 “盛行庇護主義、宗派主義和裙帶主義文化”。但是對習近平和他的反腐沙皇王岐山(也曾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關鍵人物)來說,真正的反腐舉措必須“蒼蠅和老虎”一起打,小公務員和高級官員一視同仁。

令人奇怪的是,在批評中國腐敗問題幾十年後,華盛頓開始聲稱,反腐運動事實上可能不利於中國經濟。這種雙重標準令北京和中國公眾輿論質疑美國的信譽。

雙邊關係的新領域

過去30年,中國作為出口商的角色和美國在華投資令雙邊經濟關係蒙上陰影。雖然如今的華盛頓主流輿論依然抨擊中國“搶了我們的工作”,但快速增加的美國對華出口和中國對美投資反映出了新常態。同時,北京和華盛頓即將達成備受期待的美中雙邊投資協定(BIT)。

在亞太,白宮不遺餘力地阻撓中國的自由貿易計劃,同時尋求完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這一協議將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這三個亞洲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經濟體排除在外。

在華盛頓的故事裡,習近平主席的外交政策往往被描述為更富“攻擊性”。另一種觀點是,中國基本上仍是防禦姿態,考慮到美國國家安全局備受爭議的網絡監控活動以及華盛頓的“重返亞洲”策略(即冷戰式的旨在包圍並壓制中國與鄰國的經濟、政治、安全關係的遏制政策),在北京看來這種防禦姿態至關重要。

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一起,中國還在推動建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對亞洲、非洲、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區亟需的基礎設施項目非常重要。但白宮對此大加抵制,結果自己被徹底孤立,甚至被最親密的安全盟友背叛。

得益於這些持續的改革,中美雙邊關係的大環境發生了極大轉變。但是,華盛頓仍經常採取過時的冷戰政策姿態,而不願意接受習近平改革計劃帶來的新機遇。冷戰已經結束四分之一個世紀,是時候站到歷史正確的一邊了。

華盛頓所需要的,是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