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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錯誤槓桿:西方不應利用中俄關係解決俄烏戰爭

202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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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寄予厚望,希望中國能對莫斯科施加壓力以結束衝突。然而是錯誤的槓桿,因為中俄關係的本質並不契合解決戰爭的關鍵。

歷史上,國際秩序走向穩定的直接動因,幾乎都源於當事方做出戰略性讓步。例如1970年底《戰略武器限制條約》的簽訂促使美蘇緩和,1975年《赫爾辛基協定》的簽署為歐洲安全與合作奠定了基礎。相反,藉助第三方力量來實現戰略穩定的做法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1970年代中美關係的改善對冷戰結束只起到間接作用,里根時期美國仍致力於遏制蘇聯。俄烏戰爭亦然。西方認為,中國具有對俄羅斯施加影響力的獨特地位,能在結束戰爭方面發揮作用。然而西方國家忽視了中俄兩國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把中俄關係當成解決俄烏戰爭的“鑰匙”無疑是選錯了着力點,戰爭的終結仍取決於當事方。

國際體系塑造國家關係的走向,中俄關係也是如此。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發生後,西方對中俄關係便產生複雜而微妙的變化。2015年美國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制衡中國意圖加劇,而中歐關係相對穩定,簽署了《中歐領導人聯合聲明》,強調烏克蘭危機需政治解決。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徹底打破中美原有競合關係,把中國和俄羅斯一起列為競爭對手。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延續此定位,並影響北約在2019年首次把中國視為次要挑戰。同期,中俄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20年7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在公開演講中稱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長期威脅”,2022年北約《新戰略概念》則稱中國為“系統性威脅”。從以上歷史節點可以看出,國際體系的壓力加劇了中俄與西方的戰略分歧。

2013年以來,中俄兩國元首共簽署17份《聯合聲明》,其中涉及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有八份。與最早的《聯合聲明》相比,中俄在2019年6月的《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出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這實際上是2001年7月《中俄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第七條“締約雙方根據有關協定進行的軍事和軍技合作不針對第三國” 的延續。中國一直在努力改變西方對中俄關係的負面看法,但收效甚微,西方國家不斷採取極具進攻性的對華政策,如北約國家軍艦頻頻闖入台灣海峽、供應鏈去中國化、限制中國企業進入本國市場。2025年5月,中俄《關於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批評新老軍事聯盟的擴張性及核武器國家在敏感地區的軍事施壓,反映了對國際體系的不滿。

應該說,無論是抱着試一試的心態,還是將寶押在中俄關係上,西方的做法都反映出它們優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並試圖將安全責任轉嫁給第三方,想以最小成本得到最大的安全回報。部分西方智庫無視俄羅斯能源對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性,簡單地認為中國可以通過經濟手段制約俄羅斯。實際上,俄羅斯的戰略決策依然是基於本國國家利益的自主選擇,而非中國意願的結果。在制度化水平上,中俄關係也不是同盟關係,沒有類似北約那樣的集體防禦條款,雙方合作更多基於戰略協作而非軍事同盟。

俄烏戰爭其實是西方與俄羅斯關係惡化的結果。早在1992年2月,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曾簽署《戴維營宣言》,不僅宣布冷戰結束,不再視對方為潛在對手,而且雙方努力消除冷戰時期敵對情緒的殘餘,構建一種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新型關係。33年過去了,《戴維營宣言》成為只是紀念美俄美好時光的回憶,西方與俄羅斯關係重新走進新冷戰,雙方戰略互信蕩然無存。

應當看到,即便俄羅斯與西方處於全面對抗狀態,俄羅斯國內對中俄關係依然有不同看法。2025年6月9日俄羅斯社會精英十分喜愛的《獨立報》發文指出,俄羅斯的政策未有效提升自身競爭力,導致人為加深對中國市場的依賴,阻礙創新和經濟增長,應調整政策,優先支持國內技術與產業發展,避免用中國市場替代歐盟市場的風險。

西方誤判中俄關係的槓桿作用,忽視戰爭解決需不斷促進當事方直接對話。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積極尋求烏克蘭和平之路,勸和促談,發佈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以及與巴西聯合發佈“六點共識”等等。未來,烏克蘭和平需靠當事方協商,而中國將繼續探索促進衝突降級的有效舉措,持續發揮建設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