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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機制會成為對抗中國的「亞洲北約」嗎?

2021-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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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對約瑟夫·拜登總統的亞洲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的方向有任何疑問的話,那他就應該來看一看正在迅速機制化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

美國新政府僅僅上台兩個月,就組織了第三次四方部長級會議,以及更引人注目首次四方峰會。白宮承認,四方會談有目共睹的急迫感反映了“我們對與印太地區盟友和夥伴密切合作的重視”。

正如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所言,四邊機制現已成為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支點,“是美國制定實質性政策的基礎”。對於拜登政府決定“把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重振該(四方)集團的行動繼續下去”,美國前國防部長馬蒂斯也予以稱讚,他強調該勢力集團的戰略整合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任務”。

我們所目睹的,無外乎一個具有21世紀特點的“亞洲北約”正在逐步建成,它是一種靈活、即時、多維的聯盟,表面上是為了在印太地區維護“自由開放”的秩序,但距離成為公開對付美國競爭對手(尤其是中國)的軍事集團僅一步之遙。

“大佬”俱樂部

在地緣政治領域,外交否認往往是一種強烈的暗示,表明一場重大的轉變正在發生。事實上,這正是華盛頓準備召開這一歷史性四方峰會的姿態。出席這場90分鐘虛擬會議的有拜登、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和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他被稱為拜登的“另一個我”)在他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演講”中幾乎沒有提到四方會談,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同樣如此。該指南有意使用多邊主義語氣,強調與東盟和印太地區中等強國合作的重要性。

在這次史無前例會議召開的前幾天,白宮新聞秘書珍·普薩基仍然堅稱,四國首腦的初次會晤不會關注中國本身,而是關注“大範圍問題”,包括“新冠威脅、經濟合作,當然還有氣候危機”。

更有意思的是,在上個月的四方外長會議和3月初的四方峰會發表的官方聯合聲明中,都沒有直接提及中國。

拜登及其同行渴望將四邊機制塑造成為一個建設性的多邊合作平台,他們將重點放在了“疫苗外交”和氣候變化上。四國提出一項新的倡議: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提供10億劑新冠疫苗。

由於美國已重返巴黎協定,尤其是澳大利亞和印度的保守派政府對於未來數十年儘快向碳中和經濟轉變保持緘默,四方成員還討論了通過減少碳排放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

這樣看,華盛頓及其盟友是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大佬”,能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從提供免費疫苗到緩解氣候變化)方面英勇地承擔重任。

四邊機制的沉浮

拜登政府之所以竭力消除四邊機制的反華聯盟特徵,是有其歷史根源的。過去20年,四邊機制曾經有過種種變換,顯示了一路走來的不確定性。

2004年的海嘯摧毀了印度洋地區多個國家,而從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行動的臨時多邊努力當中,四方發現它們擁有許多共同點,到2000年代中期,四方已經危險地近乎成為事實上的軍事聯盟。

該組織迅速機制化背後的主要力量,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他是所謂對抗中國的“民主安全菱形”的堅定支持者。

2000年代中期第一次執政期間,這位日本領導人就積極鼓動美國和澳大利亞爭取讓印度放棄傳統的“不結盟”外交政策。然而,當陸克文總理領導的澳大利亞和務實的曼莫漢·辛格總理領導的印度拋棄安倍的計劃,支持同中國增進關係時,這一策略陷入了混亂。

直到2017年,一系列鷹派領導人接管了華盛頓、堪培拉和新德里,四邊機制才經歷了戰略重生。急於遏制中國崛起的特朗普政府積極拉攏日本(安倍)、印度(納倫德拉·莫迪)和澳大利亞(馬爾科姆·特恩布爾、斯科特·莫里森)的這些右翼領導人,以此作為其“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一部分,以對抗北京。

從2017年到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監督下,四方成員舉行了一系列高級別會議,其中包括2017年馬尼拉的非正式會議,2019年在紐約舉行的首次部長級會議,以及一年後在東京舉行的會議。然而問題是,特朗普被證明過於不可靠和好鬥,尤其是對東盟這樣較小的地區參與者來說。

如果有什麼的話,那就是東南亞國家通過發表回應美國印太倡議的《東盟展望》,明確表達了它們對華盛頓與中國進行“新冷戰”的失望。這清楚地表明,中國作為地區事務中不可或缺的利益攸關方已是廣泛的共識。

中國有理由批評四邊機制是“迷你北約”,是一種具有破壞性的“有選擇的多邊主義”。正如在首次四方峰會舉行之後不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遺憾地表示的那樣,“我們希望有關國家……不要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

新的“新冷戰”

就四邊機制來說,拜登正在撿起特朗普未完成的工作,儘管他使用的是經過校準的外交辭令和老練的多邊戰略。然而從一開始,四方峰會就充斥着意識形態潛台詞,如四國自稱是“立足於民主價值觀”的地區秩序守護者。

四方領導人還間接指責中國對其成員進行“侵略”和“脅迫”,聲稱“(貿易)脅迫澳大利亞,在尖閣列島周圍騷擾,在與印度交界處侵略”。

日本領導人則在推特上更直接地批評中國,稱四國一致“強烈反對中國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他所指的是北京與鄰國的從喜馬拉雅山到南海、東海的爭端。

作為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海上野心的回應,四國似乎有意擴大聯合海軍演習,並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開展全面的防務合作。

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四方峰會對疫苗分配、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關注,其實也是對中國的直接回應。中國已經採取主動,在全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並承諾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碳中和經濟。

伴隨西方反華情緒的日益高漲,以及對中國在2020年代結束前幾乎肯定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戰略焦慮,拜登政府正不可避免地在四邊機制框架下朝建立“亞洲北約”的方向邁進。這一戰略能否取得成功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