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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岩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美台互動升級壓縮中美危機規避空間

2020-05-25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美國與台灣的互動再次呈現新的升級態勢,美台關係正在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走向“實質性突破”的潛在情景。而在中美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這種“實質性突破”的可能前景極大壓縮了中美之間進行有效危機管理的空間,可能意味着中美以一種危險的方式實現“攤牌”。

美台互動不斷升級的態勢呈現為三大特點。首先是美國通過國會立法的形式,尋求逐步“掏空”中美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歷程中,《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這三個聯合公報構成了中美關係最根本的政治基礎。2018年以來,美國國會先後以“一致”投票的結果,通過旨在提升美台高層級互動的“台灣交往法”、要求對台軍售常態化及重啟美台貿易協定會談的“台灣保證法”、協助台灣鞏固所謂“邦交”的“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案”(簡稱“台北法案”)。此外,在2018-2020三個財年的《國防授權法》中,美國國會都摻雜了相當多的“援台”內容。上述這些立法內容赤裸裸地將美台之間的“暗中互動”全盤公開化,圖謀賦予美台關係以相當程度的“國與國”關係內容。

其次,台灣所謂“新南向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的對接,確立了美台地區戰略全面協調的態勢。台灣當局搞所謂“新南向政策”,本意是提升台灣經濟發展的多元化和拓展對外經濟的格局,但其整體效果不佳。而自從美國加大推進落實“印太戰略”之後,美台圍繞這一問題的戰略協調顯著加強。一方面,民進黨當局主動對美國“貼靠”,圖謀搭上美國“印太戰略”來實現其“南向”突破。2017年12月,蔡英文聲稱台灣是“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相關者”。另一方面,美國也尋求將台灣拉上“印太戰略”戰車,以發揮其最大程度遏制中國的功效。出於這一目的,美國國會在2018年底通過《亞洲再保證法》,將台灣納入美國“印太戰略”範疇。美國國防部2019年6月公布《印太戰略報告》,將台灣列為美國“強化印太夥伴關係”的四個重點“國家”之一。由此,美台之間形成了在重大地區戰略問題上的密切協作,這種協作標誌着美台戰略互動的重要“突破”。而這即便是在奧巴馬政府推進“亞太再平衡”期間也未出現過。

最後,美台“官方”互動呈現為全面常態化,加之大規模的軍售合作,美台關係在實際操作層面也愈發具有實質內容。最近兩年來,台灣所謂“國安會秘書長”在40年後首次實現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會晤,候任“副總統”高規格訪問美國,美台官員還首次共同與台灣“邦交國”官員會面,美國助理部長級別官員訪台也幾乎成為常態。同時,作為美台關係的重要依託,美國對台軍售規模大幅上升。2019年,美國宣布了四項對台軍售,總金額達107億美元,台灣成為當年美國武器的全球最大買家。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台不僅進行所謂的“疫情防控”合作,還不斷在國際層面密集互動。美國多次為台灣所謂的“疫情防控成功”點贊,為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吶喊助威”並公開要求國際輿論的支持。

美台關係的不斷升級顯示,在對華“大國競爭”的戰略設計中,美國目前並未意識到(也許是不想意識到)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也並未認識到操作“台灣牌”的危險性。美台關係的升級,不僅破壞了過去40年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默契,損害了中美關係的基石,還將對兩國本就脆弱的危機規避機制構成嚴峻衝擊。

一方面,面對美台關係不斷升級,中方對美國對華戰略的危害性更加警惕。在中方看來,“以台制華”已不僅僅是美國戰略層面的一個構想,而是切實體現為了日常政策操作,中國對美國的“基本信任”似乎已蕩然無存。在危機規避的理論與實踐中,“基本信任”的缺乏意味着危機管控將無法有效進行,因為一方將認定對方有意製造危機、擴大危機,而非管控危機。

另一方面,由於美台互動的實質性升級,中方採取演習等軍事手段(並不意味着直接動武)進行回應的意識更加強烈,中美在台灣周邊“回應性”的軍事行動都在增加。在官方和國會層面對台灣“示好”的政治暗示下,美國軍方近期在台海區域的活動更加肆無忌憚,頻頻以演練、偵察等活動與中國正常的軍事活動“隔空對陣”。台灣問題本就是中美髮生重大危機事件的敏感所在,上述態勢將增加兩國擦槍走火的風險,為危機管控增添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無論是戰略層面的“信任”缺失,還是操作層面的誤判風險,都將極大壓縮中美進行有效危機規避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