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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春嶺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西方缺失的是對「冷戰勝利」的集體反思

2020-02-28

2020年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已經落下帷幕。此次會議主題是“西方的缺失”,其背後隱藏着歐洲深刻的戰略焦慮:面對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和全球政治經濟重心轉向亞洲,面對“美國優先”、英國脫歐的衝擊,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牢牢佔據世界舞台中心的西方國家突然發現“西方中心主義”正在衰落,因冷戰而緊密團結在一起的西方陣營突然發現在失去共同敵人之後,“西方”已經變得不那麼團結了。

慕尼黑安全會議誕生於冷戰時期的1963年,彼時德國正處於東西方對抗的最前沿,會議最初被用來討論跨大西洋關係以及北約防務合作問題。雖然冷戰早已結束,德國已經統一,但這一會議機制卻作為冷戰時代的遺產被保留下來。如今,慕尼黑安全會議已經演變成為戰略安全領域最重要的國際論壇之一,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參與其中,該機制在全球安全治理領域也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此次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派出號稱“史上最大規模”的代表團出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會上強調,把西方團結在一起的是意識形態,西方正在美國的帶領下贏得勝利。他號召美國盟友們分擔更多安全義務,共同應對中國、俄羅斯、伊朗等非西方大國的挑戰。美國防長埃斯珀認為,中國崛起是“擁抱西方”的結果,但卻走上了非西方道路,是西方需要合力應對的頭號威脅。佩洛西把歐洲市場接受華為5G技術視為接受中國的“數字霸權”,將對西方政治制度造成損害,呼籲西方聯合抵制華為。上述種種表現顯示,“西方的缺失”及其背後的焦慮正被持續扭曲、引導和放大,而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正被賦予意識形態和集團對抗的色彩,美國正在呼喚西方跟隨自己再次贏得冷戰的勝利。

長期以來,西方雖然不缺乏對冷戰的反思,但大都以西方是冷戰勝利者為邏輯起點,反思重點蘇聯為何會失敗。不少學者把堅定推行遏制政策和西方制度的優越性視為冷戰勝利的原因,把西方主導的單極世界和“歷史的終結”視為冷戰勝利的成果。而事實上,美國不戰而勝是意外,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另一方主動退出了冷戰。這種錯誤認知所導致的一個重大戰略失誤,是整個上世紀90年代西方把主動退賽的俄羅斯當成“戰敗國”對待,通過歐盟和北約東擴以及“顏色革命”不斷肢解蘇聯,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這才使彼時希望成為西方一員的俄羅斯堅定走上了獨立自主的歐亞強國之路。

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就是冷戰沒有勝利者。這場長達40多年的惡性競爭是人類歷史的悲劇,兩個超級大國都為此付出高昂代價。蘇聯解體了,俄羅斯經濟一度嚴重衰退、民生凋敝,原蘇聯和東歐部分地區成為冷戰後地區衝突動蕩的“病灶”,持續影響着歐洲的安全與穩定。與此同時,兩大陣營的對抗和戰爭也奪走了美國10萬多人的生命,使美國增加了8萬億美元的國防開支。麥卡錫時代的政治迫害傷害了許多美國人的事業和生活,巨大的財力消耗在上世紀80年代引發了美國嚴重的經濟蕭條。在冷戰前沿歐洲和第三世界諸多代理人戰爭中,數百萬人因兩大陣營的對抗而喪命,包括遏制政策之父喬治·凱南在內的不少學者都承認,“在美國外交史上,冷戰是不光彩的一章”。

缺乏對“冷戰勝利”的集體反思所導致的另一個後果,是這段歷史被作為西方的榮耀被寫進歷史,成為西方制度優越性的一個例證,由此產生的制度自信和冷戰思維成為部分西方決策者的思維慣性。柏林牆已經倒塌30年,但一些人頭腦中的“鐵幕”卻並未消失。冷戰期間成長的一代人不少已佔據外交決策的核心位置,數十年形成的觀察世界思維定式,仍左右着不少人看待國際關係的方式,以及他們對事物的分析和判斷,甚至被很多政客當作政治動員的政策工具。

冷戰思維的典型表現至少有以下四點:一是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作為劃分敵友的核心標準,誇大非西方意識形態的威脅;二是不斷尋找假想敵,不斷尋找“下一個蘇聯”;三是對其他國家非友即敵的陣線劃分,與對手零和博弈;四是堅信新的冷戰對手能讓西方再次團結,西方能通過遏制戰略再次戰勝對手。這種思維方式在全球化、多極化、信息化、多元化的世界裡不僅陳舊過時,且明顯有悖國際社會的道義人心。大多數國家都對冷戰的殘酷性有清醒的認知,不願重啟那段歷史。

面對美國政客的冷戰思維和新版“西方勝利論”,此次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法等西方國家領導人保持了戰略警醒,沒有掉進被“美國優先”裹挾的外交套路,世界其他國家也不願從多極化時代重回兩極對峙,在大國之間選邊站隊。如果美國堅持推銷新冷戰,那麼不難預見,“西方的缺失”將會成為常態。

柏林牆如一面鏡子,它是德國冷戰痛苦記憶的一個見證。冷戰沒有勝利者。只有擺正心態,更加清醒地反思那段歷史,超越東西方,以合作共贏的視角看世界,以良性競爭的方式參與競爭,世界才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墜入另一個雙輸的歷史循環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