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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羽 同濟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21世紀國際政治生態變動的美國因素

2019-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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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冷戰年代美蘇兩國國家戰略和兩大集團之間的相互關係決定了那個時代的風雲變幻不同,21世紀最初20年的國際政治生態變動,在其主觀方面,主要是由於美國的國際戰略變化造成的,這是由於這個時期的全球體系和力量對比仍然處於蘇聯解體後形成的單極世界。同時,在這20年里,中國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影響也有了較大的增長。

其一,21世紀國際政治生態首先出現的戰略性變動是“911”事件的發生,非傳統安全已經成為全球性挑戰。這次事件震撼性地提出了非傳統安全問題,它不再像上世紀末期那樣只是影響國際社會安全與秩序的局部和偶發的危機,而是和傳統安全問題一起,構成了對21世紀國際社會和每一個成員國的兩大挑戰。相應地,美國的全球戰略也出現了雙重化,既要應對大國競爭對單極體系的侵蝕,同時也要應對已經嚴重衝擊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甚至威脅到美國本土安全的恐怖主義挑戰。美國在“911”事件後的最初幾年被迫與俄羅斯和中國形成的反恐夥伴關係,造成了21世紀初若干年內大國競爭的鬆弛,也為中俄兩國的國內發展提供了為時不長的戰略機遇期。就目前的態勢看,大國競爭將是美國國家戰略的中近期首選方向,基於處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緊迫性而重拾大國合作政策的可能性已經大為降低。

其二,新的帝國綜合症在金融危機中被異常突出,此後的美國歷屆政府不斷調整本國的對外戰略,原先穩固的單極體系開始鬆弛。 “911”事件後美國進行的兩場反恐戰爭,即阿富汗戰爭(實際上的)和伊拉克戰爭(名義上的),直接軍事支出高達3萬億美元,基本上吞噬了美國的冷戰勝利紅利。與克林頓政府在1999財年和2000年財年宣布財政結餘分別為1000億美元和2000億美元不同,小布殊政府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雙雙快速增長。美國政府為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應對恐怖主義挑戰的國際戰略選擇,不僅引起了普遍的國際爭議,也嚴重透支了美國國力。應該強調的是,這兩場戰爭不僅轉移了美國政府對自身發展問題的國家關注力,例如,2001年美國連續三個季度出現的經濟衰退揭示了國內實體產業空洞化已經蘊含危機,而且還消耗了美國政府化解危機的財政能力。這一21世紀新的帝國綜合症在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中顯露無疑。兩屆奧巴馬政府不斷實施的戰略收縮,實際上已經使蘇聯解體後出現的穩定單極體系向鬆弛的單極體系過渡。

其三,金融危機爆發後十餘年裡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傾向逐步加重,對當前的國際政治生態形成了全局性影響,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正在遭到其創立者和維護者的嚴重破壞。如果說兩屆奧巴馬政府只是根據“巧實力”的外交哲學,局部實施孤立主義來推行美國的全球戰略收縮,並沒有一般性的放棄自由主義價值理念和國際規則,例如曾經在兩大洲大力推進“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計劃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TTIP)”計劃,那麼,到了特朗普執政時期,在實際上仍然需要更多倚重聯盟體系的背景下,美國單邊主義行動邏輯的廣泛實施達到被稱作反全球化的程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斷“退群”,退出各種多邊國際協定和條約,另一方面,該政府還不斷以“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行動來修改與盟國、夥伴關係國和競爭國之間的合作機制,從而使建立在開放式協商共建、需要普遍准守規則來維繫的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受到嚴重破壞。

其四,主要競爭對手的轉換,使美國開始着手放棄以往建立的戰略穩定機制,軍備競賽和核擴散亂象紛呈,難以遏制。由於將首要戰略對手鎖定為中國,美國不僅退出了《中導條約》,而且對續簽即將到期的美俄核裁軍條約也採取了漠視的態度,美國目前對朝核問題的政策也開始讓人懷疑它是將該問題作為牽制中國的一個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