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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俄羅斯的網絡規則

2019-03-11

俄羅斯的網絡行動擾亂2016年總統選舉後,美國的反應軟弱無力。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曾就其後果警告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但有效的應對卻與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這一國內政治事件糾纏在一起。這種情況也許將出現改變。

最近,美國官員匿名承認美國採取了網絡攻擊行動,以阻止克里姆林宮的一個發帖工場(troll farm)擾亂2018年的國會選舉。這種攻擊性網絡行動很少被討論,但它卻暗示了防止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被干擾的方法。然而只攻擊一家發帖工場是不夠的。

用威脅報復來威懾對方,仍是一種重要但未被充分利用的防止網絡攻擊的策略。儘管有報道稱中國人和俄羅斯人滲透了國家電網,但美國的電力系統至今並未受到攻擊。五角大樓的原則是官方會選擇任何武器來回應破壞行為。威懾也許本該在這個層面上發揮作用。

想必,威懾也能在混合戰的灰色地帶——如俄羅斯對民主選舉的干擾——起作用。鑒於有報道稱,美國的情報機構在俄羅斯和中國的網絡從事間諜活動,人們可以想到,它們會發現外國領導人隱匿資產的尷尬事實,並威脅曝光或凍結這些資產。同樣的,美國可以進一步對專制者圈內人士實施經濟和旅行制裁。2016年以來的外交驅逐和起訴,以及最近的攻擊行動,都只是強化美國威脅採取報復措施這種威懾力的第一步。

但僅僅威懾是不夠的,美國還需要進行外交。網絡軍控條約的談判十分棘手,但它並不會讓外交解決不可實現。在網絡領域,武器與非武器的區別也許只取決於一行代碼,或僅僅是計算機程序使用者的意圖。因此,設計、擁有甚至植入可從事間諜活動的特定程序是難以禁止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軍控與冷戰期間發展起來的核軍控不會一樣,核查它的武器庫幾乎不可能,即使得到保證,庫存也可以迅速重建。

即使傳統軍控條約行不通,但對某些類型的民用目標設置限制,並就使衝突最小化的粗略路徑規則進行談判還是有可能的。例如,美蘇1972年談成《海上事故協定》,以制約可能導致事態升級的海軍行為。同樣,美俄可以就限制干擾對方國內政治進程的行為進行談判。就算無法就確切的定義達成共識,它們也可以互換單方聲明,確定實施自我剋制的領域,並建立遏制衝突的協商程序。這類程序可以維護民主的非政府組織批評獨裁者的權利,同時創建一個限制政府行為升級的框架。

懷疑論者認為這種安排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和俄羅斯的價值觀存在差異。但冷戰期間,即使存在着更大的意識形態分歧,也沒有妨礙審慎協議的達成。懷疑論者還表示,俄羅斯沒有達成協議的動機,因為在這個國家選舉是無意義的。但它無視了上面所討論的潛在報復威脅:民主開放意味着美國在當前情形下損失更大,這反而會促使它在制定灰色地帶的約束規範時,更大膽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傑克·戈德史密斯認為,美國需要划出一條原則界線,並加以捍衛。這種防守措施是承認美國自己也曾干涉選舉,並聲明美國已放棄這種行為,保證不會再犯。美國還應該確認,自己將繼續出於合法目的從事各種形式的計算機網絡開發。官員們應該“對美國承諾遵守但俄羅斯已經違反的規範做出清晰的說明”。

這並不是美國的單方面裁軍,相反,它會在合法進行公開說服的軟實力和從事隱藏信息戰的硬實力之間划出一條分界線。公開的節目和廣播仍將被允許,美國不會拒絕俄羅斯公開的政治言論,包括宣傳味甚濃的“今日俄羅斯”電視台。但俄羅斯通過隱蔽的統一行動宣傳其觀點會遭到反對,譬如2016年對社交媒體的操縱,或大量散播被黑客竊取的電子郵件。

非國家行為者常會不同程度地成為國家代理人,規則應要求他們公開自己的身份。由於規則永遠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必須有一個協商程序,來建立警告與談判的框架。這一進程以及更強的威懾性威脅不可能完全阻止俄羅斯的干預,但降低範圍級別將加強美國對民主的捍衛。

由於當前美俄關係欠佳,加上普京吹噓新的核武器,儘管俄羅斯暗示有興趣,達成協議的氣氛也並不樂觀。同時,美國政治中有關特朗普與俄羅斯關係合法性的黨派分歧也使談判困難重重。如果美俄雙方都希望避免危險升級,它們也許可以通過專業對話或兩軍對話探索各種可能性。否則這種想法只能等2020年大選之後再說了。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Rules of the Cyber Road for America and Russia”(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