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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玄機:印度太平洋的變化

201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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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方重新命名了太平洋司令部(PACOM),很多專家認為這是對印度釋放的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信號。太平洋司令部現更名為美國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INDOPACOM),而新舊名稱之間的區別模糊不清。伴隨這一次的重新命名並無任何關於增加美軍在印度洋地區的裝備或開展新行動的聲明。這些信息的缺位給我們提出了幾個關鍵問題:此舉僅是一次單純的更名,抑或是別有深意?如果別有深意,那麼美國又是出於何種考量作出這種改變?這些問題的答案或許會隨着外交視角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但可以明確的是,印太司令部契合美國在東半球更全面地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戰略。

過去十年,圍繞美國在21世紀是否有意願、甚至有能力維護其作為太平洋大國的地位存在很多爭論,但現在看起來五角大樓似乎想要進一步推動美國的影響力。雖然那種認為美國重新命名太平洋司令部預示着一個新時期來臨的想法頗具誘惑性,但更確切的想法應當是將其視為美國修正過往矛盾的努力。美軍第七艦隊高達1.24億平方英里的行動區域覆蓋大片印度洋水域,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稱顯然忽略了這一事實。本次更名也可能包含了增強名稱合法性的考量,在巴基斯坦海岸外進行活動的美國海軍船隻將歸屬於“印太”這一地理區域,而該區域最遠涵蓋12500公里以外的美國本土。

更為直接的是,重新命名強調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各國軍隊間已經存在的合作關係。6月7日,由美國和印度海軍創建的“馬拉巴爾”(Malabar)聯合軍演第22次拉開了帷幕,而日本作為永久成員已是連續第四年參加。長久以來的美日安全同盟,加上印度海軍日益增強的存在感必然會令北京感到不安,尤其當存在澳大利亞加入美日印同盟的可能性時。

中國人第一次感覺受到包圍還是在2007年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創建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之時。四方安全對話理念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旨在把民主國家的結盟作為抗衡中國崛起的手段,但四方安全對話實際上是早期美日澳三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升級。其產生的效果就是將美日印的軍事合作與美日澳的戰略對話結合在一起。“馬拉巴爾”聯合軍演——由美國、日本和印度軍隊自1992年開始實施——於2007年吸收了澳大利亞和新加坡軍隊。而這一軍演也首次在印度洋以外的沖繩附近展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由此覆蓋了印太司令部的地理區域和結盟國家。雖然澳大利亞在僅參加了一次“馬拉巴爾”軍演後的第二年就宣告退出,顯然布殊和安倍政府一直在推動發展一個對華盛頓和東京友好的強力聯盟,這一聯盟包括東盟各國以及南亞諸國。

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於去年年底短暫復蘇,如果不是因為澳大利亞再一次退出,此舉或許會令布殊的理念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得以實現。但即便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如願發展,這一次的四方對話將擁有與十年前最初設想的機制不同的外殼。布殊的理念是基於美國現存的領導力,而2017年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將致力於令該聯盟架構成為以美國為中心、同時更加多元化的存在,深化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之間的地區夥伴關係。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將在印太地區拓展美國的勢力範圍,但面對一個由特朗普領導的白宮,2.0版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其他三國將把重心更多地放在為應對美國缺席而未雨綢繆上。

印度的武裝部隊是印太地區對話與合作的中心。印度海軍一直在追趕其他國家,眼下印度只擁有一艘航母,而第二艘距離下水試驗還有好幾年的距離。然而,印度海軍藍水作戰的歷史將幫助其融入並拓展美日同盟。在6月第一周於新加坡召開的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香格里拉對話上,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主旨演講就強調了合作的重要性,但同時又對四方聯盟避而不談。莫迪列舉了一系列證明印度優勢的傳統論點,如法治和航行自由。在描述他對於未來世界的願景時,莫迪使用了“多極”這個詞彙來將印度提升為與中國和美國等平起平坐的大國。而隱含在他發言中的是這樣一個前提,在印太地區一個去中心化的聯盟網絡將令該地區免受美國心血來潮的影響,而印度是一個愈發重要的地區大國。

日本和印度之間的雙邊關係值得我們更多的關注。雖然日印關係依然處於相對早期的發展階段,但印度是日本在美日安全條約外的首個結盟國,而這或許會促成日本自2014年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則”後向印度出口武器。今年4月,日本的新明和工業株式會社與印度的馬辛德拉集團簽署了協議,在印度部分組裝並維護US-2水上飛機。日本在該機型的製造上大量借鑒了美國設計。該協議與美國和日本生產廠商之間長久以來的合作協議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美日協議一方面得益於兩國間的貿易關係,另一方面也為日本工業提供了大量技術轉移。日印關係的兩大支柱——貿易和安全——似乎可以成為在印太地區創建一個代替“一帶一路”架構的基石(“一帶一路”倡議繞過了印度)。

對於中國來說,美國將太平洋司令部重新命名為印太司令部還存在一個更大的隱患,那就是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地區聯盟。雖然與東北亞安全困境並非完全類似,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一個相似點:中國面對美日同盟,印度和巴基斯坦取代了韓國和朝鮮。兩者間的一個關鍵區別是,控制日本和韓國之間的合作需要美國不斷努力和各種考量,但日本和印度對於它們間的夥伴關係相對來講更為積極主動。但是,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衝突或許比朝鮮半島局勢更為棘手。雙方在克什米爾-查謨地區的停火協議不斷遭到破壞,已經導致數十名武裝人員和平民死亡。印巴邊境地區是一個火藥桶,在兩個核武器國家間爆發公開衝突的威脅持續存在。即便不會使用核武器,巴基斯坦和印度間的任何衝突都會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並給中巴經濟走廊帶來毀滅性影響。

將太平洋司令部重新命名為印太司令部最終無非只是裝點門面,但新名稱的確更準確地反映出了美國對於該地區的興趣,以及美國的地區盟友更廣闊的戰略意圖。對於中國觀察者來說,或許後者更為重要,因為重新命名並不一定意味着美國必然提高其在印度洋地區的存在感。只要重新命名代表着美國盟友新的地理範式,我們就應當期待此舉預示着印度在太平洋地區不斷增強存在感。正如2007年的“馬拉巴爾”軍演離開印度洋來到沖繩一樣,過去幾年這幾個國家在太平洋地區舉行了多次軍演;印度戰艦已經在遠至關島的水域成為了一個更常見的存在。

雖然特朗普變幻不定的外交政策或許令各國深刻認識到一個更強大日印雙邊關係的重要性,但他並非是這一趨勢的始作俑者。新的現狀將是民主國家結成同盟在印太地區進行合作,同時繼續發展雙邊關係以免受美國拖累導致多邊框架崩潰的影響。無論特朗普的繼任者們如何對待印太地區,該地區的民主國家很可能吸取這個教訓,儘力避免美國衝擊可能帶來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