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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魯傳穎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特朗普時期中美網絡關係的走向

201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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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網絡安全問題自奧巴馬政府以來一直是中美關係中複雜、棘手的難題,雙方的領導以及網絡安全團隊都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來避免分歧、促進合作,穩定網絡關係。

從2013年到2017年這段時間,兩國政府層面的對話交流機制經歷了三次大的變化,大體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中美網絡安全工作組階段。這個階段是由中方的外交部門牽頭,有軍方的參與,中方的團隊包括了公安、網信和工信等部門。美方的團隊中也有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等執法和網絡安全部門。雙方的政策目標是希望建立一個綜合性的網絡對話機制,來解決網絡商業竊密問題。

第二個階段是中美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別聯合對話。這個階段是由雙方的網絡安全執法部門牽頭,中方具體包括公安、外交、工信、網信部門,美方是由聯邦調查局和國土安全部牽頭,成員還包括司法部、國務院。這一階段的明顯特徵是兩國的軍方不參與對話,主要原因是美方單方面在沒有任何事先跡象的情況下起訴了中方五名現役軍人。美方這一舉措摧毀了中美在網絡安全領域建立互信的努力,並且成為雙方恢復網絡軍事層面對話和合作繞不過去的難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今後雙邊關係中最不確定、最難以管控的風險點之一。

第三個階段是海湖莊園會議後雙方建立的四個軌道之一,即執法與網絡安全合作。現階段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這一機制繼承了雙方在2015年9月建立的打擊網絡犯罪高級別對話機制,但是過於聚焦在打擊網絡商業竊密等議題,重心也轉向了追逃、遣返非法移民等合作。兩國的網絡安全問題被分散到外交安全、經濟和執法三個軌道中去談,除了執法與網絡安全合作渠道,雙方的外交部門在外交安全軌道中談國際規則,財政部和網信部門在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談市場准入和安全審查。

這三個階段中,第一個階段試圖建立的綜合性全面對話機制因為稜鏡門和美方起訴事件而失敗了。第二階段解決了網絡商業竊密問題,但卻在其他網絡問題上難有作為。第三個階段在鞏固第二階段成果之上,把網絡問題分散到不同的軌道中去對話。這種快速的變化反映了網絡問題的動態性、複雜性和戰略性等特點。這對雙方的網絡團隊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出於各種原因,雙方各自的網絡團隊都沒能在國內建立起有效的統籌協調機制,這是導致機制反覆變化的原因。

特朗普總統訪華後,中美網絡安全主要存在四個領域的問題。一是執法合作(政府支持的網絡商業竊密),二是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制定,三是市場准入問題,第四是軍事領域的互信。這幾個問題的態勢是,第一個通過2015年9月的習奧會已經比較穩定;第二個問題由於今年在聯合國信息安全政府專家組中的談判破裂,雙方的博弈會進一步加劇,但不會對雙邊關係產生太大的負面影響,雙方都沒有把網絡政策的重心放在國際規則上;第三個是爭議比較大的領域,也是301審查所針對的重點;第四個網絡軍事問題是最大的風險點,美國不斷推動網絡空間軍事化,鼓吹進攻性網絡行動,增加了雙方在網絡領域衝突以及爆發危機的風險。

長期來看,中美在網絡空間是合作還是競爭取決於兩個態勢。一是數字經濟對地緣經濟的顛覆,二是網絡安全對於傳統地緣安全的顛覆。首先,市場准入問題的背後是數字經濟時代中美作為網絡領域事實上的G2如何去建立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和相互開放規則。金融、能源、交通、高端製造、智慧城市這些產業的發展都越來越依靠大數據,這些數據的跨國流動成為決定新的全球地緣經濟的最重要變量。中美如何認識這一重大變化,以及雙方如何博弈,將會對兩國的網絡關係甚至雙邊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其次,要在軍事情報領域建立互信和互動。網絡行動和其他軍事行動不同之處在於,軍事和情報行動難以區分,都是滲透對方的重要信息網絡和關鍵基礎設施,如果缺乏互信機制和相應的規則,由此而導致的低烈度衝突將難以避免。如何建立相應的危機管控和衝突降級機制,以及建立信任措施,是決定兩國軍事和網絡安全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