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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震 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學所研究員,法學博士

美國全球反恐戰爭偏離航向

2016-01-12

巴黎1113槍擊案,以及“伊斯蘭國”在此前後發動的其他一系列恐怖襲擊表明,奧巴馬總統一年多前提出的“摧毀伊斯蘭國”的目標不僅沒有實現,反而使“伊斯蘭國”帶來的安全威脅進一步外溢。顯然,其攻擊範圍已經超出了敘利亞和伊拉克邊境,甚至擴展到了一向被視為“歐洲心臟”的法國首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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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除了在“伊斯蘭國”問題上的失敗之外,911以來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反恐戰爭也實在乏善可陳。根據美國國務院提供的統計數據,2001年雖然發生了史無前例的911事件,全球範圍內的恐怖襲擊也只有348起,造成的全部傷亡人數為4655人。到2014年,全球範圍內的恐怖襲擊事件已經達到13463起,僅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數就高達32727人。因此,無論白宮和五角大樓的領導人如何宣揚反恐戰爭成就,這樣的反恐戰爭結果離“勝利”還遠着呢。

911事件後,無論美國國內還是整個國際社會,人們對於恐怖分子的痛恨和對反恐戰爭的支持都達到了頂點。作為911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和冷戰後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本可以借勢推動形成一個牢固的全球反恐聯盟,合力打擊國際恐怖活動。然而,這艘反恐之船一出港就迷失了方向。

首先是小布殊政府試圖以“反恐戰爭”名義謀求美國全球地緣戰略利益,甚至不惜以單邊主義開展國際反恐,從而使反恐戰爭被嚴重擴大化。其次,美國在反恐問題上採取以敵我進行劃線的“雙重標準”,讓911後不久形成的全球反恐聯盟迅速分裂。美國政府在以“反恐”名義追求其地緣政治利益的同時,卻對俄羅斯、中國等其他國家的反恐政策說三道四,很快就使這些曾經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反恐戰爭充滿期待的國家失去了幻想。

更糟糕的是,小布殊政府曾經天真地以為,在中東地區進行“民主化改造”可以一勞永逸地消除在中東地區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於是在911後大力推行美國的“大中東計劃”,包括通過軍事武力進行“政權更迭”。殊不知,在中東地區,人們對於民主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於西方世界。在中東地區的所謂“民主選舉”遊戲中,民眾的政治認同和選擇往往並不是基於政治理念和政策本身,而常常與種族和教派等緊密相連。於是,人數佔優的種族或教派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選舉中的勝利者,西方民主政治遊戲中的執政輪替和權力制衡現象根本無法出現。利益受損的一方轉而退出政治遊戲,開始採取激進暴力手段來維護其政治與社會利益。這便是我們在今日伊拉克、利比亞等地看到的混亂局面。

與此同時,這些中東核心國家內部秩序瓦解後又在本地區形成了巨大的地緣政治真空,促使本區域內各種政治力量粉墨登場,以便渾水摸魚、謀求自身利益。近兩年來,令國際社會頭疼不已的“伊斯蘭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坦而言之,奧巴馬總統上任後已經吸取了美國前一階段反恐戰爭的教訓。比如,從全球反恐戰場收縮和撤離,開始越來越多地強調通過多邊途徑開展反恐合作,努力尋求緩解與穆斯林世界的緊張關係,乃至在官方文件中放棄了“反恐戰爭”的說法。但是,奧巴馬政府這些努力也未能將美國的反恐戰船引入正確航道,以致911以來“越反越恐”的局面並未得到任何改觀。

首先,為了兌現在總統競選過程中的政治承諾,奧巴馬總統在伊拉克重建尚未徹底完成的情況下便下令撤出全部美軍,這種一走了之的“為了撤軍而撤軍”的“甩包袱”政策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嚴重後果。 2011年12月美軍撤出伊拉克,2013年春天“伊斯蘭國”組織便席捲而來,甚至一度逼近巴格達近郊,使美國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所設計的政治和安全框架陷入空前危機。

其次,奧巴馬政府為了個人政治考量而拒絕承擔在伊拉克“伊斯蘭國”問題上的責任。如前所述,“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快速崛起,既源於小布殊總統2003年貿然推翻薩達姆政權後伊拉克國內政治的失衡,也源於奧巴馬總統草率撤軍後伊拉克安全局勢的惡化。然而,奧巴馬總統為了保住自己任內從伊拉克撤軍的政治遺產,既不願推動伊國內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政治和解,也拒絕重新派出地面部隊協助伊拉克當局平息內亂,而是簡單地將伊國內的什葉派反叛武裝界定為“恐怖分子”,並通過有限的空中打擊來平息國內外各種指責與批評。事實上,白宮和五角大樓的官員們都很清楚,“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並不是徒有虛表的稻草人,很難想像僅僅在空中扔幾枚炸彈就可以摧毀他們,使之繳械投降。筆者自2014年以來多次提出,“伊斯蘭國”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恐怖組織。它所擁有的武裝力量、控制地域、治理能力乃至國際化程度,是我們此前所遇到的任何一個恐怖組織都無法相提並論的,它在某種程度上更像是一個“使用了恐怖手段的極端暴力組織”。顯然,對於此類具有強烈反叛色彩和社會意識形態根基的軍事政治組織,單靠軍事手段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

遺憾的是,無論在敘利亞還是在伊拉克,奧巴馬總統在推動政治和解方面都表現得首鼠兩端,缺乏承擔起相應政治責任的勇氣。“伊斯蘭國”雖然發端於伊拉克境內,但其持續發展壯大卻主要依賴於敘利亞亂局及從土耳其-敘利亞邊境地區獲得的人員和資金補給。換句話說,只要敘利亞內戰得不到平息,就會有成千上萬的聖戰分子和大量資金、裝備繼續通過土敘邊境到達“伊斯蘭國”手中,敘利亞也將會繼續成為該組織的活動基地和戰略後方。然而,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奧巴馬政府就已經否認了阿薩德政權的合法性。試想:如果不承認阿薩德政權的合法性,又如何能夠得到阿薩德勢力對於平息內戰的支持呢?更遑論去進行反恐合作,共同打擊“伊斯蘭國”組織了。軍事手段在反恐戰爭中固然不可或缺,但它只是政治手段的延續。因此,任何打擊“伊斯蘭國”的軍事努力都需要一個切實可行的政治解決方案作為最終出路,而奧巴馬政府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這個根本性問題。

中國民間有句諺語,“解鈴還須繫鈴人”。在美國全球反恐戰爭中孵化出的“伊斯蘭國”組織還需要通過美國的力量將其關進籠子。就此而言,國際社會打擊“伊斯蘭國”的努力肯定離不開美國的參與,但國際社會需要的是一個公正、理性而負責任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