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時五小時的莫斯科會晤後，美俄仍未就烏克蘭“和平方案”達成一致。普京全程參與談判，體現出一定的意願，但這種“態度上的積極”並不意味着雙方已經找到共同基礎。在國際關係中，誠意能夠減少誤判、緩和氛圍，但並不能替代基於國家利益、資源配置和成本承受力所做的戰略計算。因此，談判未果本身並不意外，它折射的是更深層的矛盾。

領土問題是核心爭議

無論方案條款如何設計，領土問題始終是決定談判走向的關鍵環節。俄方在會後再次明確指出，“領土問題是解決危機的前提”。從已披露的細節看，目前爭議集中在兩個層面：

第一，“事實承認”與“法律承認”的選擇。對俄羅斯而言，事實控制無法解決長期安全焦慮，無法為國內政治和未來秩序提供穩定預期，因此堅持以“法律承認”方式固化戰果。特朗普團隊則更偏好“事實承認”，以迴避國會制約、保留後續政策彈性。這種差異本質上是俄羅斯試圖塑造一種可持續的安全結構，而美國希望維持策略迴旋餘地和避免承擔長期責任的空間。

第二，戰線凍結條件。俄羅斯要求烏軍從烏東地區無條件撤軍，將其作為戰線凍結的明確前提。而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則傾向於模糊處理凍結戰線問題 ，但實際上希望烏克蘭在不失去談判籌碼的情況下進行某種形式的戰線調整。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缺乏共同點，反映的各自對歐洲安全格局不同的時間維度理解：俄羅斯追求一個能長期固化的地緣邊界，美國則傾向在短時間內控制風險。

耐心與成本對決

截至2025年底，烏克蘭戰爭的總成本已接近3萬億美元，且仍在上升。隨着時間推移，參與方的成本曲線呈現不同斜率，而斜率差異直接影響戰略選擇。

在普京看來，俄羅斯有足夠的籌碼，成本曲線相對平緩。這一判斷主要基於俄羅斯在制度結構與資源配置能力上的自信：一是，俄羅斯權力結構相對穩定，超長的總統任期降低了制裁與損耗對國內政治的衝擊；二是，對約20%烏克蘭領土的控制，為其提供實質性的談判籌碼；三是，軍工體系恢復後，俄方認為拖延帶來的損失低於接受不利協議的代價。上述原因解釋了，為什麼俄羅斯在2026年預算中繼續保持高比例國防開支（1660億美元，約佔預算開支的30%），以釋放“可以長期承受戰爭成本”的信號。

而烏克蘭與西方的成本曲線被認為更為陡峭，其壓力來源主要集中在資源可持續性、內部政治意願和外部經濟負荷三大方面。一是，烏克蘭持續依賴外援，其策略空間受制於資源可持續性；二是，西方社會內部的“疲勞感”不斷累積，特別是年輕人、低收入群體與重度社交媒體用戶（迴音壁效應）；三是，經濟壓力、通脹、選舉周期等因素，使西方政府難以維持長期高強度投入。

作為西方國家的領頭羊，美國認為烏克蘭問題更與全球戰略排序密切相關。在中美競爭格局下，美國的戰略資源正在重新配置，歐洲戰線不能長期佔據過多注意與資源。這種戰略需求使得美國的成本曲線斜率正在變陡，從而驅動其尋求更快速的“降溫方案”。

因此，雙方對“時間”意義的判斷不同：俄羅斯將時間視為資產，而西方將其視為日益上升的負擔。

和平賽跑

此前外界曾評價，美國特使威特科夫帶去的方案可能更接近雙方立場。但從俄方態度來看，莫斯科仍未準備在核心問題上讓步。談判被描述為“富有成效”，而非實質突破。

未來和平進程可能受動態因素影響：第一，耐心的邊際變化。戰爭拖得越久，各方的成本曲線都會繼續變化。一方戰略耐心的下降，將直接反映在談判立場的調整上。俄羅斯押注“時間紅利”，而西方更擔心時間帶來的政治與資源壓力。第二，凍結與和平之間的差距。即便達成協議，也可能只是形成新的“凍結衝突”，並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和平。歐洲歷史反覆證明，凍結狀態本身就是衝突的另一種延續形式。第三，美國戰略重心的再排序。烏克蘭問題已經成為美國全球戰略資源分配的一部分，而不僅是歐洲議題的延伸。中美競爭的強度與方向，將對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投入產生深遠影響。從以上因素來看，決定和平進程的不是某一份具體方案，而是各方成本曲線的動態變化。

烏克蘭“和平方案”談判所呈現的，並非技術性分歧，而是各方圍繞戰爭成本曲線、時間承受能力與戰略優先排序所進行的系統性計算。通過戰略成本曲線這一透鏡，我們清晰地透視了俄羅斯、烏克蘭與西方“承受代價”能力的巨大差異。由此可見，桌面上的任何和平方案，本質上都是衝突在時間維度上的一種延續形式。